老人的智慧——读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

　　两年前，杨绛先生住了一次医院，躺在病床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出院回家后“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于是找来许多中外文的参考书，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照杨先生的解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行将走到生命尽头，对人生的回顾，对人的本性、生命的意义，对生与死、灵与肉等种种问题的思索。苏格拉底曾经说：“到了肉眼开始朦胧的时候，心眼才锐利起来。”老人的智慧，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我这里挑几个小片断，向读者介绍杨先生的这本新书。

　　关于“神鬼”

　　杨先生的父亲不信鬼，钱先生和他们的女儿从来不怕鬼，但杨先生从小就怕鬼，住在清华园的时候，家人把清华几处众人说鬼的地方瞒着她，免她害怕。后来搬进城里才告诉她。杨先生说：“我知道了非常惊奇，因为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传说有鬼的地方。”从她家到温德先生寓所要经过横搭在小沟上的一条石板，有一天晚上，杨先生独自一人经过，却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三次鼓足勇气想冲过去，却像遇到“鬼大墙”似的，感到前面一片黑气，阻止她前行，只好退回家。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日寇屠杀大批战士和老百姓的地方。

　　“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以不迷信的心态说鬼，是个好办法。我们不妨也以不迷信的态度，听杨先生说鬼。

　　关于“命理”

　　命有没有理？杨先生还是以不迷信的态度谈论这个问题。她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

　　杨先生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先生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有怎么解释。”杨先生终究是不迷信的。杨先生应该读过《了凡四训》吧？这并不难解释。

　　杨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革”初年经历的文章，题目叫“丙午丁未年纪事”。丙午、丁未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中国以前有一种说法：丙午、丁未，从古就是凶年。据说是因为“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池北偶谈》)。宋代有人编了一本书《丙丁龟鉴》，把一千多年来的所有丙午、丁未年发生的灾变编在一起。我当时看到杨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想到杨先生一定知道丙午丁未为灾年的说法，所以才特别标明丙午丁未年，现在读了杨先生的这本书，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

　　《论语》

　　书中引得最多的是《论语》，杨先生对《论语》有很独特的见解。

　　杨先生说《论语》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人一个样儿，各不相同。”钱钟书先生曾对杨先生说：“你觉得吗？孔子最喜欢子路。”杨先生也有同感，孔子最爱重颜渊，但偏宠的却是子路。子路聪明有才能，对孔子最忠诚，经常在孔子身边，为人言行最为真率。孔子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他，但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不像对其他弟子那样总是很有礼。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前不久出了一本谈《论语》的书《丧家狗》，颇引起一番争论。在谈到孔子与其弟子的时候说，孔子对学生有夸有骂，夸得最多的是颜渊，骂得最多的是子路，子路挨骂，但忠心耿耿，他和孔子，有点像李逵和宋大哥。李零终究没有说到孔子其实最偏宠子路，这一点似乎不及钱先生和杨先生看得透彻。

　　其他弟子，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爱和子游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子贡最聪明，孔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最傲的子张，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陈亢是最无聊的弟子，从未向孔子问过一句话，却总在背后打听孔子。

　　像杨先生这样读《论语》，当然“是一本有趣的书”。

　　劳神父

　　在谈到灵与肉的统一问题时，杨先生想到了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是“克制肉欲，顺从灵性良心的模范人物”。这就是以前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创始人劳神父。在“注释”里，杨先生又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劳神父的散文，说自己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杨先生读的是启明女校，正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劳神父大概也在那里教书吧。杨先生读大学时还回过一次母校，见到了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的劳神父。那是一九三〇年，劳神父八十岁，杨先生十八岁。

　　我查了相关资料，才知道劳神父中文名字叫劳积勋，法国人，生于一八五八年(其实一九三〇年时才七十二岁)，十七岁入耶稣会修道。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秋来沪。后回国续修天文等科学并攻神学，晋司铎后，于光绪二十年再度来沪，任徐家汇天文台副台长。后任台长，长达三十七年之久，著有《远东大气》、《六百二十次飓风的路向》等书。一九三一年九月回国，法国总统授予四级荣誉勋位，英国国王授予骑士勋章。次年在巴黎去世。

　　杨先生在书中说：“上海至今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劳神父路。”劳神父路初名天文台路，一九二七年改为劳神父路，一九四六年起早改名合肥路了。

　　书报

　　杨先生为了写这本书，找了很多参考书，有以前读过的，如《四书》、《圣经》，有以前从未读过的，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死亡的意义》。书里还引到一些图书报刊，都是近年新出版的，如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智慧》、二〇〇五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二〇〇五年三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提到的报纸有两种：《文汇报》(二○○六年十月十八日)和《新民晚报》(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此读书看报，学而不辍，真让人肃然起敬。(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