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厌恶金庸，喜爱古龙，是个人口味，无可厚非。但以个人口味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个人意气贬损他人抬高自 己，有失评论的公道和做人的原则。

　　文坛的炒作司空见惯，像这样恶劣的还不多见。靠骂倒别人抬高自己，在商业竞争中也是不允许的。这种炒作只能助 长文人相轻、门户之见，助长损人利己、党同伐异的歪风邪气，对文坛有害无益。　　　　　　　　　　　　　　　　

　　追踪名人，制造名人效应，是当今社会的通病，也是媒体的通病，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名人说的话不一定 是名言。媒体往往忘了这个道理。王朔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掀起的这场文坛炒作闹剧。　　　　　　　　　　　　　

　　炒作，似乎已成为时下流行的谋求更多名利的手段，屡见不鲜。文坛也不例外。君不见一本书、一部影视片，尚未面 世就连篇累牍地吹嘘如何如何好，一旦出台又是签名售书，又是让影迷一睹演员芳容，美其名曰作家、导演、演员与读者、观 众见面，其实和商场促销是一样的，事后大多反应平平。按照市场经济观念来看，这样的炒作也并无不可。比起有些大腕、明 星靠出售绯闻隐私争当媒体热门人物，要好得多了。

　　近日由王朔《我看金庸》引起的文坛微波，不难看出就是文坛的一次炒作。专事码字写小说的王朔，一反常态抛出一 篇评论，批评的又是当代文坛大家的金庸，自然引人注目。尽管王朔遮掩说，他写的不是文艺批评，是随笔，他“不是专门吃 这碗饭的”，“不是面面俱到地讲道理”。但文艺批评不取决于作者职业和是否面面俱到，而是取决于它的内容和功能，以主 要内容评论作家及其作品就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可以写成学术理论文章，也可以用随笔、对话、诗歌等 形式。这是文学常识。不管采用什么形式，都要讲道理。《我看金庸》从标题到内容，明确指向和评论具体的作家及其作品， 自然属于文艺批评。王朔也承认“其实是批评”。写小说的兼顾或改行写文艺批评，无可非议，也不算掉价。问题在于《我看 金庸》，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来看，都说不上是真诚的、负责的、讲道理的文艺批评。

　　评论文学作品，首先要研读原著，其次要把握文学创作的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才能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恐怕是 文学批评起码的要求。《我看金庸》似乎不具备这些基本的要素。

　　例如，批评金庸的武侠小说胡编乱造，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不相信这些人物真的存在过。这些话如果出自中学 生之口还有情可原，出自写小说的王朔笔下就不可理喻了。小说的特征和规律就是虚构，武侠小说更少不了虚构和夸张。古典 名著《三国》《水浒》，何尝没有虚构和夸张？好像端给你一杯咖啡，你指责里面有咖啡因一样。

　　再如，批评小说的结构和语言。金庸小说的结构确实有模式化弱点，也不是用现代口语写的。但这也正是历史题材武 侠小说的特征和要求。历史题材作品的语言要有历史感，才能表现出古代的气度和风采。好像茅盾先生说过：不能用现代口语 写历史剧。试想用王朔式的语言写历史题材的武侠小说，艺术效果如何？大概只能像街头地摊署名“全庸”吉龙”之类的小说 罢。

　　金庸的武侠小说虽然也是通俗文学，但是其中有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通俗文学中还是够“雅”的，因而独步武 林。王朔还在其它场合说金庸不如古龙。古龙的武侠小说以奇取胜，结构、语言、情绪，都是现代的，人物纵情酒色，都不是 真的存在过。金庸古龙各有千秋，寻求文化者爱看金庸，寻求刺激者爱看古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王朔厌恶金庸，喜爱古 龙，是个人口味，无可厚非。但以个人口味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以个人意气贬损他人抬高自己，有失评论的公道和做人的原 则。

　　王朔强调文学应是个说真话的地方。是否是真话，不是由那一个人主观自定的，还有客观标准。一味说好不一定是真 话，一味说坏也不一定是真话，实事求是，符合实际才是真话。《我看金庸》不仅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没有为人为文必 不可少的真诚。

　　文学批评要有理有据，合情合理，通过批评达到引导读者，团结作家，促进创作的目的。《我看金庸》从动机和效果 的统一来看，目的似乎不在于此。作者的目的如果不是哗众取宠的随意褒贬，就是别有用心的恶劣炒作，抑或兼而有之。有人 说王朔是成名作家，不必再为名而炒作。殊不知世人有几个能超脱名利之累，又有几个未老作家能安于被文坛冷落？作为“痞 子文学”代表人物的王朔，红过一阵子。然而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没几年。蛰伏数年的王朔不甘寂寞，终于推出《看上 去很美》，内容竟是儿时尿床之类，多数读者看来它并不美，反而有王郎才尽之感。玩小说不成玩评论，拣块石头专往文坛声 望高的作家头上打，自然一石激起千重浪。王朔与记者谈话，直道出了动机和目的：“我就是闲着没事儿，来两下，也别光炒 歌星影星，让大家也关注关注作家”；“你们看武侠可以，但也别光看武侠，别光看老头写的东西呀，也看看同龄人写的东西 ，真的很好。”通过炒作引起人们对自己的关注，骂倒著名老作家及其作品，争取更多的读者，这就是《我看金庸》的动机和 目的。不久前不是有人靠骂鲁迅先生轰动一下子嘛。王朔的炒作经人们添油加醋，以及由此引起两大帮读者网上争鸣，倒也热 闹。应该说，读者中不无精辟见解。不管说好说坏，王朔无形中成了与金庸争夺文坛盟主的掌门帮主，身价倍增，又成了大众 传媒的热门人物。人们不能不佩服此人确实有邪才。然而这种功夫，实在不是名门正派所为。时至今日还要祭起“阶级性”的 棍子，不仅可笑，简直让人感到黔驴技穷了。金庸的功夫也没练到“八风不动”，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连看都不看一眼，居然 作出了答复，还正面评价了王朔的小说，要和他相识。少了些血性刚烈，但品格修养、人情道理、胜出了许多倍。

　　文坛的炒作层出不穷。炒作的文坛虽然热闹，并没有给文坛带来什么好处。有人说王朔此举“是有识之士呼唤已久的 健康的文学批评精神的复归”，“受益的是亟待匡正批评精神的中国文坛”。这恐怕是不符合实际的主观揣测。当今文坛庸俗 的吹捧太多，确实需要健康的文学批评。但《我看金庸》不是批评却是骂，用王朔自己的话说，“老夸有什么意思，有人骂才 会有意思”。不讲道理的骂，和无原则的捧一样，都不是健康的文学批评，无助于文艺创作的发展。以对“俗”的批评而论， 所谓“俗”，如果是通俗而不是庸俗，那正是适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从这点说，通俗文学如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还珠格 格》，有很多值得只在小圈子里叫响的“雅文学”借鉴的地方。与其批评它们脱离现实，不如从文学创作规律和艺术风格、表 现手法上，分析其成功经验，以利于创作更多更好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至于谁“俗”谁“雅”之争，没有什么意义，雅 俗共赏才是好的文学作品。真正需要批评的，是那些脱离社会大众，咀嚼狭隘的个人苦闷和情欲的虚假做作的“雅”，以及胡 编乱造，拼凑笑料的低俗、恶俗。这样的文艺作品在今日文坛、屏幕，比比皆是，王朔并没有骂。王朔的炒作不是要大家关注 所有的作家，也不骂那些应该批评的作家和作品。他要大家关注的只不过是他本人和他“比较熟的人”。他们的作品用王朔自 己的说法，肯定不是“无可挑剔的”，但王朔不仅不骂，还不遗余力地大加吹捧和推销：“他们写得很生动，是属于自己的东 西，有这些在里面就是好东西”；“不能骂他们，怕给骂坏了，本来大家不知道，一骂更没人看了，这就是不公平”。扶植本 门弟子是人之常情，为此骂倒著名作家就公平吗？据报道，王朔骂完金庸，还要针对鲁迅、老舍，“剩下的从文学地位和作品 水准来说”，就都“不配”他骂了。他说鲁迅“也不能说伟大”，老舍“比我善良”，言外之意是自己和他们平起平坐，有些 方面比他们还强。不必要求王朔谦逊，但如此狂妄也太不知天下有羞耻事了罢。文坛的炒作司空见惯，像这样恶劣的还不多见 。靠骂倒别人抬高自己，在商业竞争中也是不允许的。这种炒作只能助长文人相轻、门户之见，助长损人利己、党同伐异的歪 风邪气，对文坛有害无益。王朔挥动“恶棍式批评”的大棒，横扫文坛，骂遍著名作家及其作品，还要“清理读者队伍”，这 是对文坛的讽刺，是文坛的悲哀。

　　文坛的炒作和炒作的文坛，都离不开媒体。媒体有时不是传真机，而是放大器。追踪名人，制造名人效应，是当今社 会的通病，也是媒体的通病，以致名人的鸡毛蒜皮，胡言乱语，也被媒体当作宝贝。《我看金庸》如果不是王朔写的，而是出 自无名读者之手，多半被媒体当作胡说八道弃之不理。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专门谈到，名人说的话不一定是名言。媒体往往忘 了这个道理。王朔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大家势利，对严肃的批评不注意，非得我这样有点虚名的说什么大家才注意”。《我 看金庸》掀起的这场文坛炒作闹剧，媒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制造点波澜打破文坛沉寂，用意还是好的。但要促进文学创作 ，靠妙作的热闹不行，要下真功夫，深功夫。这当然还要借助媒体，读者有理由期望媒体在这方面作出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