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片吵吵声中，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以相近的肤色袒露于我的阅读界面。才披览上数页，脑里就浮 想及德国人乌特·艾尔哈特先前闯入的那本锐作：《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捏拿不准这之间可不可以互释？

　　本以为文学新人类---所谓“70年代出生”的作家会带来一些崭新的写作质素，却没想到“她们”的小说总令人 有似曾相识的陌生：媚俗得未见半点稚气，抹着煽情的文学口红，迈着文化的猫步游走于夫子才女林立的大都市。

　　在足够的慧气之下，《糖》的叙事模式流畅得生腻，一对男女10年来的缠绵与离裂，在种种光怪陆离的城市背景下 映衬得更加“流行”，也更加歇斯底里。

　　而《上海宝贝》完全是一连串城市代码的密织：迪厅、摇滚、吸毒、染发、性爱、酷，以及比白天更丰富的黑夜，等 等，纵情地在小说文本中粘贴与复制。---“她们”渴欲成为此类生活时尚的见证人和迷恋者，并刻意塑造自己在每一面生 活凹凸镜里的映像。

　　摇摇摆摆的舞姿，对孩童来说是一种希望，而在大女、少妇身上则是一种矫揉造作。70年代出生、90年代长大的 “她们”习惯以“躁动、无根、时髦的身影浮出地平面”，耽溺于各式各样城市符号的杂糅，从而艰难撑缀着自己的“另类”

　　时空。这般感觉欠赊了王安忆的诗意和审美，更或缺了张爱玲的睿智与深刻。

　　这里，我们似乎忽略了一个难以忌讳的现状：小说已步入“边缘性”文体的行列，不是被影视等手段屡屡提携的话， 恐怕早就沦落在阅读视野之外。“她们”

　　生不逢文学显具轰动效应之日。于是，她们只能用愈来愈时尚的标签牵引阅读者的视线。为了浓化小说文本的另类气 质，不惜把小说人物囚于狭仄的酒吧舞厅等精神容易失控的地方，将人物的生存状态勾勒得极其新潮和尖锐，从而谋求“搏出 位”，拽住公众的注意力。

　　如今的时代正从生产力经济向注意力经济嬗变，聪明而早熟的她们深知“被看”、“被关注”、“被讨论”的重要， 于是“争夺眼球”成了她们码字之余的另一“举业”。其间，一种叫作“卖点”的东西在这里疯狂地流淌：或津津于媒体报道 的露脸频率，或孜孜于畅销书榜的席位座次。但这种对于艺人化的表演，却中断了“她们”在创作内层的精神前驱，削平了其 审美感知的人文格调，造成了其作品意蕴的根本性贫血。

　　新闻纸上相传她们之间正讧得闹猛。当下文坛为什么难以逃逸“不见思想，但见事件”的批评谶言？道理看来看去怕 是只有一个：正像她们现在争抢---谁比谁惹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