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在中国古代小说名著中，《儒林外史》是研究成果较少的一部。因此，每出一种关于它的研究专著或论文，人们都会为之欣慰。但是，最近看到一本“新”的研究专著，却令人难以欣慰，因为它是由抄袭、拼凑而成的，毫无新意。出这样的专著，不但不能促进《儒林外史》研究的深入，而且会败坏学术风气。有感于此，我们不得不对该书作些分析，以免其对学术界造成误导。

　　该书题为《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下文简称涂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辽宁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同名著作，详见下)，全书没有作者自己的序跋后记，也没有注释、引文出处、参考书目，但我们可以给它列出参考和引用书目，它们是陈美林《吴敬梓与〈儒林外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吴敬梓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以及其他一些论文(比如陈美林在《文史知识》上发表的人物论系列论文。其中最明显、最直接的是陈美林《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以下举例：该书第3页第8行至第11行，第15行至19行，第25行到下页第11行，就分别见于陈美林《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第12页第11行至23行、第15页第10行至第16行、第18页第15行至21行和第19页第3行至第10行。从内容到文字表达，完全相同。更明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别人著作中的偶然失误该书也照样沿袭不改。比如该书第17页倒数第1行说“雍正末乾隆初任江宁府学教授的唐时琳，当时同赵国麟、上江督学郑筠谷一起推荐吴敬梓”，这句话中有两处错误，一是唐时琳当时是江宁县学训导而非江宁府学教授(见乾隆十三年《江宁新志》或同治十三年《上江两县志》)；其二是唐时琳并没有和赵国麟、郑筠谷一起推荐吴敬梓，因为他没有资格向朝廷推荐人参加博学鸿词廷试，当时朝廷规定“在京满、汉三品以上，在外督、抚、学政”(《清史稿·选举志四》)有推荐资格，赵国麟是安徽巡抚、郑筠谷是上江督学，所以有可能推荐吴敬梓。另外，由于吴敬梓生病，赵国麟最终也没有将吴敬梓推荐去参加廷试。所以这段话表达是很不准确的，两位作者之所以没有发现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这句话完全抄自另一位《儒林外史》研究专家李汉秋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第23页最下面3行。

　　除了上述地方外，该书中还通过综合、嫁接、删削等手段，引用别人学术成果，却不注明出处。比如该书第100页中，第1小节以五河县送节孝的情节来说明作家“把崇高、庄严与滑稽、轻佻组合在一起，化崇高、庄严为滑稽可笑”的艺术手法，与中华书局1987年版《儒林外史研究论文集》中鲁德才《小说掺和了戏剧因素》的分析全同，该文也以此情节为例说明作家将“庄重与放荡、崇高与滑稽极不相称地联系在一起”；同页第2小节论述“《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同样是融合了上述论文集的另外两篇论文，分别是赵齐平《喜剧性的形式，悲剧性的内容》和宁宗一《喜剧性和悲剧性的溶合》，甚至具体到某些语言表达，比如涂著该页第11行“在直接的现实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悲剧性潜流”，而《论文集》第450页第7行则是“直接的现实写照背后，具有的那股深深的悲剧性的潜流”，涂著该页第16行“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见于《论文集》第451页第4行“最惹人发笑的疯狂的片段恰恰是内在的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原文还在这一句下加了着重号)。诸如此类，在该书中到处可见。

　　由此看来，这样一部学术著作，基本上是东拼西凑而成，甚至抄袭得也不甚高明，因为它借鉴、引用陈美林《吴敬梓评传》的内容比较少，而该书应该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研究著作，如果涂著以它为基础再创作，至少可以避免抄袭错了。为了避免贻误后学，我特作此小文以正视听。(李忠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