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元洛

　　余秋雨在海内外引起重视。赞誉声传来的同时，对其文其人的批评与非议也接踵而来，可谓毁誉参半，形成了今日文坛独特我景象。《秋风秋雨秋煞人-关于余秋雨》是带头“余秋雨文化现象”的争论文集。

　　文艺批评就像平静流淌的河流中的一块石头，似乎对水造成了阻碍，但是却使流水增添了涟漪，加快了流速的--赋予了新的生命。

　　时当盛夏，远未至“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时节，长沙某些电视荧屏与报纸以及岳麓书院，却边日秋雨潇潇，热闹中不免有些寒意。

　　十年前，我读过余秋雨的文艺论著《艺术创造工程》，此书时有新见，文笔潇洒，在文论著作中可谓别开生面。不久他来长沙讲学，讲题为《当代艺术观念》，一讲九次，我慕名前往，听了九回秋雨散花。以后又读过他一些散文，连同以前的印象，认定此君是学术有关攻而成果丰硕的学者，也是有特色有成就的散文家，他不仅手握擅于为文的健笔，还有长于演讲的秀口，而“熊掌”与“鱼”并非任何学者与作家均可得而兼之。

　　然而，随着时誉日隆，时名日盛，余秋雨也面临危机或日危险。古训说“居安思危”，大而至于国家固然如此，小而至于个人何不莫然？

　　危机之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负。当代之名如潮水涨落，市值升贬，权威的裁判还是在无情的时间与无私的后代。眼前除了应有的实至名归之外，众媒体的大肆炒作，评论者的夸张揄扬，追星族的前呼后拥，则有如哈哈镜使其变态失真。例如河北《文论报》刊发一篇采访文章，称之为“大师”，而上海《新民晚报》也曾载文，说什么海峡两岸之“二余”，将他与台湾的名学者作家余光中相提并论，如果余秋雨读到《文论报》，他该地声明给他加冕“大师的桂冠，实在是尺寸过分不符。而“二余”并论呢？前不久，我参加香港艺术局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的香港文学国际研究研讨会。分组会上，有上海某与会者提交的论文是《余光中、余秋雨散文比较论》，有人向会议主持人台湾某教授发问：二者的散文不妨比较，但是否同一级别？该教授笑而作答：“余光中没有硬伤，余秋雨有硬伤；余光中张究是‘光中’，余秋雨毕竟是‘秋雨’。”如此化难为易而又亦庄变谐，听众无不为之莞尔。

　　危机之二是顾影之恋，自我膨胀。一般有才华而思维正常的人，除了希望他人欣赏之外，就不免于自我欣赏，但由自赏而自恋而自我膨胀，这三级跳之后却不是落地无恙的沙坑，而是他人侧目的泥坑。全国报刊，除了不少褒扬余秋雨的文章之外，也有日见其多的批评文字，对于一位强调现代观念与文化人格的学者，即使不能从善如流，也可择善而从。然而余秋雨对大量的溢美之辞没有表示拒收，而对批评者却一律溢之为“文化杀手”。反思自己的历史过失，中国读书人历来缺少这种道德勇气，当巴金、邵燕祥、韦君宜等人作出表率而有批评者要求余秋雨“反思”时，他则王顾左右，说是要以“自传”来回答。前面提及“二余”余光中就曾说过他“向来没有写自传的念头”，“其实一生事迹不高明的居多”。可谓有自知之明。而当前流行的一些自传或回忆录呢，倒使人想起美国作家罗杰斯的幽默：“当你记下自己本来该做的好事--那，就叫回忆录了。”

　　以上所述，前系美国后系危言，危言逆耳。过分的美言于迷醉者有害，剀切的危言于清醒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