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友渔

　　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在中国受到了特殊礼遇。书未出赞颂的文章即已刊布，书出之后有座谈会、研讨会、报道与评论，紧接着弗兰克本人访华，从南到北一路宣讲，十分风光。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值得中国人高度重视，或值得在中国制造轰动效应？此书的特点是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既引起震动，又引起质疑和批评，因为作者的抱负是要把马克思、韦伯、汤因比、波拉尼、沃伦斯坦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统统扫入垃圾堆。

　　让我们先来看看此书标新立异的观点。

　　弗兰克认为，在西方思想家和学者当中，几乎所有自称为反西方中心论的人，其实还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预设：欧洲在近代由于某些独特的、内在的原因而强大和先进，欧洲人通过航海“发现”了其它地区，从而使自己的技术、生产方式、制度与文化观念扩散到世界各地。弗兰克的观点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在相当程度上，亚洲的中心是中国。

　　在弗兰克看来，中国和亚洲优于欧洲的证据是，在双方的贸易中，欧洲拿不出可以作交易的产品，由于发展水平低下，欧洲人的产品既不丰富，又没有竞争力，他们唯一的支付手段是从美洲掠夺和生产的白银。在一幅全球经济体系图中，物品的向西流动和白银的向东流动，充分说明了亚洲和欧洲的优劣高下之分。欧洲后来的兴起全在于搭上了亚洲的经济列车，“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坐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在火车头上的位置。”

　　长期流行着一种看法：西方对东方的征服，是先进的工业文明战胜了落后的农业文明。弗兰克认为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和印度的衰落发生在前，西方的兴起出现在后。在他看来，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完全没有什么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先进落后之分。东西方的兴衰有一个以500年为时段的长周期，当东方收缩到最低点时，正是西方扩张阶段的最高点，交汇点在1815年。强胜弱败是一时的，并没有内在原因和必然性。在世纪之交的现在，人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的衰落与东方的强盛正以另一个周期的方式出现。

　　读完《白银时代》，我认为此书的最大问题是其新颖的论点和经验证据之贫乏、统计数据之不完备，恰成鲜明的对照。比如，当作者断言存在一个牢不可分的世界经济体系，而“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他只是极其简略地提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时不时的繁荣，以及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出口，这些外贸活动绝对数量有多大，在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占多大比例，中国和其他国家对这种贸易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我们一概不得而知。

　　阿布-卢格霍特是观点最接近弗兰克的学者，在今春发表的一篇对《白银时代》的书评中，她说弗兰克“为了支持其主张，从第二手来源收集了大量的证据，尽管有时也歪曲其结果，以有利于自己的论证，或时不时犯一些(可原谅的)错误……尽管他许诺避免主要地依赖西方资料来源，但他仍局限于未能充分利用非西方的原始材料。”(载于美国《世界历史杂志》，2000年春季号，第11卷，第1期)很难想像，材料的来源如此，对材料的态度又如此，能够让自己扫荡前人的旷世奇著有令人信服的力量。

　　中国在近代以前(甚至在近代早期)在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水平高于欧洲，这一点对人们并不新鲜。关键在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伍了？这是随着列强的持续入侵，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强加于我们时，有觉悟的中国人不能不思考的问题。长期居于“中央之国”，目无他人的中国人，终于痛苦而缓慢地从器物(船、炮)、典章(社会制度)和文化层面认识到西方的优势。从洋务运动(亦称自强运动)，中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现在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走上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清除自身积弊，了解、学习、借鉴西方以实现现代化的不归之路。

　　而在《白银资本》看来，西方的强盛毫无内在原因可言。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革命、民主共和思想的确立等等，不知是不存在还是无意义，在书中不曾提及。作者否认制度的作用，认为“与其说制度是经济进程及其各种变动的决定因素，不如说是它们的衍生物”。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弗兰克干脆宣布：根本没有那回事！

　　如果《白银资本》之说成立，那么自严复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数代人学习和借鉴西方经验，反思和批判自身传统中过时因素的努力，都是白费了，都是错误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推崇和提倡“德先生、赛先生”都错了。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西方中心论这种谬论的上当受骗者和牺牲品。

　　人们知道，中国知识界在90年代发生了大分化，引发了大争论(这场争论目前仍在进行)。坚持还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启蒙的方向，肯定还是否定提倡德赛二先生的历史功绩和现实必要性，是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启蒙文化运动被说成是“西方殖民话语的横向移植”，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指责为“臣服于西方主流话语”。在这种背景下，不难理解《白银资本》异乎寻常的走红；它被赋予了学术之外的意义，成了借题发挥，发起新一轮攻击的利器。

　　刘禾在《读书》5月号上的文章，可作为我以上看法的一个例证。文章说，《白银资本》“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作者将攻击的火力倾泻在茅海建著《天朝的崩溃》一书上，认为它是重复西方成见的典型。她认为，检讨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谈论晚清闭关锁国，讲落后的封建社会，就是落入西方成见的陷阱之中。

　　刘禾歪曲对方的写作动机：“作者将鸦片战争这一改变世界史的重大事件，落实在中国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这样一个问题上……如果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在与大英帝国的交战中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后来的悲剧，那么我们能不能问，为什么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以及全世界的人都犯了错误，而惟独英国人没有犯错误？”

　　我认真读过《天朝的崩溃》，我认为作者提出问题的方式与中国人的心情是一致的，作者的答案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中国人当然希望能打败入侵者，也觉得完全有可能战胜入侵者，但我们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我们自然要问：中国人，尤其是上层决策者，到底犯了什么战略上、战术上的错误？这种追问与道义立场当然是两回事。而刘禾上述责问无非是要造成这种印象：你茅海建居然口口声声谈被侵略者的错误，反倒认为侵略者没有犯错误！

　　满清统治者傲慢无知、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缺乏了解，从而造成决策失误，这是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刘禾女士用了不小的篇幅对这个“成见”挑战，证明死要面子的不是清廷，而是英国人；证明西方传教士在翻译清政府外交文书时做了手脚，将原文中的“夷”译成“野蛮人”，从而给英国主战派发动战争提供了有力口实。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任何言词不当都不能成为侵略的口实。现在只争论一个技术性问题，“夷”到底有没有贬义，从而反映满清统治者的“中央帝国”的傲慢无知心态。刘禾认为“夷”只能译为“陌生人”、“外国人”，其依据是西人的翻译材料和字典。但我一查《辞源》，却发现对“夷”的释义有：“古对异族的贬称……春秋以后，多用为对中原以外各族的蔑称。”我以为，身居国外的刘禾女士，在与自己的同胞论战时，还是翻翻中国的权威辞书为好。

　　对《白银资本》的立论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但它并未提供定论，则是显而易见的。刘禾急于搬起《白银时代》打一批中国学者，竟急不择路地宣称弗兰克在书中关于白银贸易的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现有的证据已足以支持弗兰克的主要论点”，并说此书为体现“当代学术转型中的路标性著作”。作为以当代西方学术为专业的人，我请教了不少西方著名学者，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么回事：以《白银资本》为标志，世界学术近来发生了转型。《白银资本》刚出两年，它的历史地位这么快就得到确认，这是西方学术界太不学术了，还是刘禾本人太不学术了？

　　谈到学术性，我不禁要对发表刘禾文章的《读书》杂志发几句议论。

　　两年前，在《读书》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平原和其他几位学者对《读书》的过分学术化倾向提出批评，我当时是竭力捍卫《读书》主编的方针的。现在看来我错了，我怀疑能否说《读书》的问题是过分学术化，《白银时代》一书就是例证。此书出版前后，《读书》发了两篇文章，都是弄文学的人写的，都是赞誉性的。如果真有一种过分学术化的立场，我就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对于这么专业化的书，为什么不请研究世界经济史、世界通史，或中国经济史、中国史的专家来作介绍评论？第二，对于这么有争议的书，为什么不发表分析性、批评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