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丁

　　舒可文的文章《米开朗琪罗解剖的尸体》(《三联生活周刊》2000年第10期)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所的开放工作室里进行的《对伤害的迷恋》内部艺术展出发，试图探讨艺术取材及其中所涉及的艺术界限问题。人体标本作为材料被运用于艺术创作之中：一具冰冻的女尸直直地站立，脚下是一朵朵冻结在冰块中的红色玫瑰；一对连体死胎端坐在盆中，两个艺术家的血从皮管流进婴儿的嘴里；席地而坐的艺术家怀中抱着一具小孩的尸体标本，那形象似乎在模仿米开朗琪罗的圣母像……这是否叫做艺术？艺术的取材是否应该以人的情感界限为界限？即便以上问题均不存在，那么这样的实验艺术是否能够持续？能走多远？作者提示我们对于当下某些“先锋艺术”的反思和质询。

　　《小说界》2000年第3期上发表了陈思和的一篇文章：《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文章指出，“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的文本是社会转型期年轻一代的欲望表征，从中可以聆听到她们对既有体制模糊而真实的反叛心声。但同时，当她们把西方自波德莱尔以来以反现代工业社会为旨趣和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源时，她们是否清楚要反抗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进行反抗？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在反抗既定秩序的同时，她们却在本能地向这种秩序之下的“体面”生活妥协：财富、荣誉、体面和享乐的生活。另一方面，跟随感觉和欲望进行的写作也许将使她们成为世纪末文坛昙花一现的存在。

　　《书屋》2000年第5期发表王开岭的文章《“深水鱼”与“地下文学”--读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索氏大量清醒而锋利的自白，更看到作者对“地下文学＂的精神价值的追索。因此，如果说文章的前半多是激发于索氏话语的激情表白，后半则由之引申开去，品评我国的“地下文学”状况。文章以食指为例，指出在我们的“地下文学”中，“复杂代替了清晰，激情遮蔽了理性，痛苦压迫着答案，愿望结束了究问”，“唯见诗人，独不见思想者。多的是凄美焰火，缺的是真正有重量的光”。同期《书屋》还刊载了黎焕颐的文章《戴厚英和余秋雨》，在对二者之异同作比较当中，盛赞戴之勇于自省，深责余之迷于“左”毒、忙于护痛、害怕自我灵魂的审询，认为“当前的余秋雨，看起来自在、潇洒，那只不过是步步设防中的潇洒自在，活得够累了！”

　　按照惯例，《上海文学》2000年第6期推出“爱情婚姻家庭小说专号”，打头阵的居然是叶辛的《世纪末的爱情》，其异常保守而平淡的写作方式且不说，致命的是其做作和毫无想象力可言。没有震撼、没有激情，只有人为的渲染与营造。没有爱情的感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没有爱情的枯竭心灵中却要刻意演绎一场爱情的神话，可以想见这样的小说给我们带来的阅读体验是多么的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