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北京广播电视报》公布一项题为《首都人形象调查》的社会调查：“哪种人最让人尊敬？”公众作出的占第一位的回答是：“教师。”

　　成千成万的家长都曾经从老师写来的条子里，从家长会上，体会到教师是当今社会相当认真负责、非常辛苦的一大群体。自从恢复高考，几亿父母在孩子入学前就抓教育，可以说，全世界再没有比中国父母更重视孩子读书的了，也没有比中国学生更用功的了，他们起早熬黑，中午多无休息，许多父母都清楚，孩子比自己上班还累还苦。

　　可是，考上了又怎样，毕业了又怎样？

　　我真想说，美国教育最成功的一项措施，就是在中国设置了一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托福。

　　教育是需要投资的。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财政总支出中教育支出1000多亿，仅次于经济建设费用。更有数不清的家长省吃俭用，不惜一小时投资几十元长年累月地为孩子请家教；为了让孩子上“重点”，不惜一次拿出几千元几万元……真是举国办教育，全民掏腰包！

　　从幼儿教育开始，把中国孩子里的尖子一步步送进了北大，送进了清华，送进了各大学。这是一个拓荒、播种、耕耘以至把孩子们培养成材的过程。

　　美国人不必对中国教育付出的巨大代价做什么，不必拓荒、播种、耕耘，中国人已经把尖子人才培养好了，并且经由遍布中国的教育、考试、筛选工作把尖子集中到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来了。美国人只需在中国设置一个“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轻轻松松就把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尖子收割走了。

　　年年如此。

　　岁岁如此。

　　我多么想放开来给你讲述闵维方的故事。但此处我只能简略地说，闵维方是1988年从美国斯坦福归来的，归来的闵维方瞄准的第一个研究目标就是如何加快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

　　“我们用比较严格的科学计量方法来考察中国教育以及同世界教育的差距，发现1988年我国每100个18到22岁的青年中，上大学的还不到3个人。世界平均水平是10%，美国是60%。”

　　我顿时感到天都阴了。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教育大国，注重教育，“望子成龙”，堪称世界之最，而我们高等教育学龄青年的入学率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在我国公办和私立大学多方努力下，中国每100个学龄青年得以上大学的从先前的不到3%进步到8%，差不多是10年前的3倍了。

　　“今天，美国的比例是多少呢？”我问闵维方。

　　“1998年，美国和加拿大都是71%。”

　　再看我国这8%中的尖子，他们去哪儿了呢？

　　一流的学生去了美国。

　　二流的学生去了国内的外企。

　　三流的学生在本国难以找到工作。

　　这是大学里流传的说法。你可以说，不是所有一流的毕业生都出国了。但是，相当多的大学毕业生是这个流向。

　　《中国青年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去了哪里》的文章，其中写道：“1997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人数为457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15.3%；1998年出国本科毕业生为302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13.6%。1997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人数为357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4.5%；1998年出国本科毕业生为379人，占本科毕业生总数的15.4%。”

　　你可记得，1979年国门初开，王选要在北大组建一个攻关组就碰到“出国潮”……那时出去的“尖子”主要是文革前培养的中年知识分子。进入90年代，新一代尖子学生成长起来了，出去的主要是青年大学生。

　　王选去美国考察，回来写道：“美国硅谷集中了一大批中国工程师，人们说，硅谷的公司中没有美国人并不稀奇，而没有中国人的高科技公司则是罕见的。”

　　国家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时事报告杂志社编辑出版的《时事报告》中学生版1998-1999学年度第1期发表《览胜美国硅谷》，说“硅谷约有一半科技人员来自亚洲各国”，而在关键的科研开发上，“智慧的、富有毅力的华人更是担当了重要角色，他们约占硅谷科技人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而且多为技术部门的骨干”。

　　何谓技术骨干？北大方正的技术骨干就是王选和他领导的肖建国、阳振坤、汤帜、李平立等等。如果说华人约占硅谷科技人员的四分之一且多是技术骨干，可见华人在硅谷的贡献何其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资企业在我国增多，中国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不必出国也能在“洋企业”里工作了。由于我国企业遇到的困境，大学生毕业后出国或投奔外企成为第一热门。倘如愿，父母、邻里也感到总算把孩子培养出来，“有出息了”。

　　呜呼，从前先贤说“施夷长技以制夷”，如今变作“刻苦读书以事夷”？中国的教师那么辛苦，父母那么辛苦，学生那么辛苦，就为了给外国资本输送我们的最有创造力的孩子？就为了使外企的科技含量、有生力量更加精悍，然后杀回马枪，把我国企业内的父母打得更加落花流水，下岗纷纷？呜呼，这难道不是一幅“现代文明图”吗？

　　我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心肠，能不感伤吗？

　　硅谷的骨干，不少就毕业于北大、清华。在北大和清华的企业里工作的青年比别人更容易看到，他们与去到硅谷的同学，昨日是校友，当年在校园里同踢一个球，今日最激烈的竞争却发生在我们之间。

　　一群站在星条旗下。

　　一群站在五星旗下。

　　“从事电脑研究开发的最佳年龄是20岁到40岁，一大批优秀的中国人把这段黄金年华贡献给了美国企业。”王选是这样描述的，似乎让你感伤得没有眼泪。

　　王选写下这话的时间是1997年7月2日，是方正集团将40万元的支票交给姜伯驹院长后的第37天。这笔钱，北大数学科学院将用以创造有利于“留人”的科研和生活条件，目的是力图把北大最具竞争实力的数学人才留下来。同时还将致力于把全国每年高考中最具数学天赋的前3名尖子争取来。为了祖国的前途，这些花甲教授的拳拳之心，会不会烛照我们，会不会让“天下父母心”为之感动！

　　1998年，王选将近年来个人所获奖金30万元捐献给北大数学科学院，设立周培源数学奖学金，奖励在数学基础学科教学和科研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年轻教师。11月10日，这项奖金首次颁发，吴岚等5位老师获奖。

　　王选捐资设的奖学金，不是“王选数学奖学金”，而是“周培源数学奖学金”。北大数学院同意如此设立，大约是：既收下捐赠也以全其德吧！

　　1999年我国高考扩大招生，一扩再扩，竟在原计划的基础上扩了44%，足见国家重视“科教兴国”下大力气的决心和力度，全国考生和家长们无不拥戴称庆。

　　高考后第10天--7月19日，是这年托福考试报名之日，北京报名点排长队出现空前热烈场面。《北京青年报》报道，记者18日上午10点30分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看到，排队报考托福的队伍“在占满有400米跑道的大操场后，在操场外的校园马路又蜿蜒延续了约300米。”

　　北京这年夏天出现持续高温，“万人长队支起了阳伞的长龙，许多排队的考生正在自带的凉席、毛巾被或者报纸上熟睡”。因为最早的排队者17日晚上就来了，到18日中午，领取了报名表并交了考试费(600元)的人数已超过21000人，而规定的收受报名表时间还要等到19日零点。到18日晚9点后，“现场已出现收80元钱替人排队的‘托福号贩子’。”

　　如果说“托福”是美国人设置的“中国教育成果收割器”，可不可以说，上述场面就是空前的等待被收割的场景呢？

　　学“托福”是要自己付学费的，考试费一交就是几百，考试通过了不一定就能去美国留学……但是，如此多的中国学生在这酷暑中，在这赤日炎炎的阳光下，如此日夜不息地排队，以期来日被“收割”……你看了会不会感伤？

　　更广阔的场面还不在这里，如今，在大学的教室、宿舍、图书馆、操场、小树林里，你去看看，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学英语。许多人毕业出来，用中文写一篇东西，文句不通，错别字一堆，被夸张地称为“中文文盲”。但是，他们坚定不移地继续加强英语。他们认为到美国去，我的中文水平无论如何都够用了。当中国学生把读书的能力用在“托福”上，有人已能考满分，有相当多的中国青年考出美国考生望尘莫及的程度，以致美国方面怀疑是不是“考题泄漏”。这许许多多的大学生如此刻苦攻“托福”，都是积极地准备着被“收割”。

　　1998年11月5日，微软公司在北京宣布成立微软中国研究院，消息传开，中国信息产业界为之震动。

　　1999年2月2日的《经济日报》报道，1月22日微软中国研究院公布，该院在中国的“人员招聘反响热烈，已经有500名高层次科技人员申请加盟，申请还在不断涌来。”

　　文章说，有“4位在国内科研单位出类拔萃的科学家、4位在软件开发的各个方面有专长的工程师从海内外聚首于斯；此外，还有8位即将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青年学者提出申请，已经获得批准。”报道还说，“这些青年才俊如果不到微软，不到别的跨国公司，将来都应当是在863计划、攀登计划等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中‘过关斩将’的角色，有的还可能会成为学科带头人！”

　　在加盟微软的人员中，“去年11月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凌小宁博士，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软件开发总工程师。”另一位刚刚从美国归来的沈向洋博士被聘为微软中国研究院主任研究员。

　　《经济日报》用相当显目的大字印在题头上：“微软中国研究院‘一网’就‘网’去了十几位拔尖人才，该院计划6年内在中国物色近百名研究人员，这让国内许多专家为之色变。”

　　在这同时，英特尔公司也在北京建立了研究机构。事实上，世界大型的跨国公司从中国挖人才早就在进行着，如今是以在中国设研究机构的方式公开地大规模地汲取中国科技精英。此外，美国对中国人才的吸收，已扩展到吸收初中生、高中生里的“神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故事？

　　工业经济时代，最激烈的竞争是争夺资源和市场。知识经济时代，最激烈的竞争就是争夺人才资源。像微软这样一批一批地“网”走中国拔尖人才的故事还只是刚刚开始。

　　微软为什么能轻而易举地“网”走中国拔尖人才？《经济日报》2月2日的文章是这样说的：“按照该院(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计划，6年投入8000万美元，可供支配的科研费用将达到平均每人几十万美元，这在国内没有哪家科研单位可与之相比。”

　　其实，我们最应该看到的是：微软是一个企业。

　　我国科研院所的科技活动，不是企业行为。

　　由于科研成果注定是要通过企业才能发挥效益，由于成果是人创造的，由于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我国科研院所里的人员就处在一个被企业来“淘金”的位置。如果把我国的科研院所比作一个聚宝盆，这个中国科技英才荟萃的聚宝盆，正是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跨国公司将纷纷来盆中取宝的对象。

　　这是另一种“收割”，对中国相当成熟的拔尖人才的收割。所谓用重金聘用，那重金其实终将是由被聘用者创造的，微软只是在这期间进行运作，这运作并不属于“科技”，却能调动和指挥科技，是企业行为。所以我们并不仅仅是在科研方面落后，像这样对中国青年大学生以及中年科学家进行全面“搜索”和“网罗”，将怎样严重地改变美国与中国科技力量的对比呢？

　　“托福”所以能吸引如此多的中国青年，也是因为美国人能提供你一笔“奖学金”。在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运作经济的因素。再以后，美国企业能容纳你在那儿工作，你能获得比在国内高得多的酬金。在这经济因素后面，起强大后盾作用的还是企业。

　　教育是需要投资的。中国培养出的拔尖人才，是在国家投入的巨大的教育经费下，在全国学子中最终筛选出来的人才，再加上千家万户的投入，每一个大学生经十几年培养都是人民币堆出来的，而美国人只用一笔助学金就把中国的尖子人才收购走了。“托福”，实际上是美国人经营的一桩最胜算的生意。

　　在我国，写一篇关于科学家的文章，报纸会很感兴趣，因国家重视“科教兴国”。我若说，我给你写一篇关于企业家的吧，对方可能就要问：“能不能给我们赞助？”

　　毫无疑问，科技非常重要。而我多么想以自己微弱的声音对媒体说，请非常地关注企业、关照企业吧，企业将是我们解决一系列科教难题、经济难题的关键。

　　中国独立于企业之上的科研，其实是孤立于市场之外。这样的科研是不可能与发达国家植根于企业的科技实力较量的。我的声音微小，请听杨振宁曾这样说：“中国已经掌握世界上最先进最复杂的技术，如卫星和火箭技术。中国最失败的地方，是没有学会怎么把科技改变成有经济效益的生产办法。”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忧虑。媒体相继报道说，这使中国人再次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这个真理……我常常困惑地想，落后是肯定要挨打的，好比弱者打不过强者，这是很明白的事情，难道需要很努力很费劲才能认识到吗？我们不是要认识落后就要挨打，我们需要认识为什么落后。

　　我们岂能忽略，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后面，是强大的经济支持着他们的科研和军事，而强大的经济是企业创造的。在我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科技的时候，怎能忽略把科技变成社会化产品的是企业，把科技变成军事产品的也是企业，他们的名字就叫“军火商”。

　　世人都言科教重要。不知企业比科教更重要。一国的科研水平高，国家未必富强。企业发达，才表明对科教的吸收能力达到无可置疑的高水平。没有发达的企业，再高的科教成果也会流离失所。君不见我国已有许许多多科技英才、教育成果被西方吸收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