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京城第一部红色法拉利亮相时，新贵们的梦想和激情被点燃了?世人为之注目，法拉利艳惊四座，成为了格调时尚的象征。然而新贵们对格调时尚的追逐，在我看来，就像阿Q追求“革命”。在未庄，阿Q分不清“自由党”与“柿油党”，以为“革命”就是能娶个吴妈来“困觉”，再把秀才娘子的宁式大花床搬回土谷祠，然后有一箱元宝、洋钱和洋钞……革命便是如此。新贵们对格调时尚的认识和追逐也是如此，真正的格调就这样被庸俗化和恶俗化了。

　　有人会以为新贵们同阿Q没有可比性：前者住在有私家花园和好几个浴室的豪华别墅里，在莫斯科巴黎纽约和东京之间飞来飞去，说着流利的英语，耸着美国式的肩膀，读的是来自港台的流行杂志——有关时装、歌剧和香车美女。不用多久，那些精美画册上的宝贝就会潜入他们的后院；而后者住在破败的土谷祠，一无所有，只有靠给别人打短工为生，身上是破夹祆，头上是癞疮疤……两者怎能相提并论呢？

　　事实上两者不仅可比而且很有意思：阿Q没有财产，四处打工为生，是实际生活中的无业游民；而新贵们拥有财富却靠追逐格调时尚以满足心灵的空虚，是精神领域的“无业游民”。前者穷困不堪饱受屈辱，说“儿子打老子”以保持心理平衡；后者挥金如土得意洋洋，说“我穷得只剩下钱了”以保持身份的优越感。最大的相同，是两者把人生仅有的一点希望和追求，都物质、庸俗化和恶俗化了，而沉浸在虚幻的满足中。从阿Q到新贵们，这中间除去时间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们看不出有多少人性的改善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所以，当我们看到新贵们全身武装名牌，手腕上劳力士手表灿烂夺目，怀揣信用卡踌躇满志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想起阿Q。此时阿Q才回未庄，身穿新夹袄，腰间一个大褡裢将裤带压成一条很弯的弧线……阿Q腰间摸出满把银的铜的，往柜台上一扔，大声喊：“现钱，打酒来！”

　　此外，阿Q肚皮饥饿时会去静修庵偷萝卜，新贵们看不起萝卜却会偷税漏税；阿Q没有老婆会调戏尼姑，新贵们有老婆却去包“二奶”；阿Q和王胡为比赛抓虱子而斗气，新贵们则为斗气而比财富……凡此种种，都说明新贵们和阿Q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方面更胜阿Q一筹。

　　从阿Q到现在，大约100年的时间过去了。物质财富的飞跃发展，并未完全拉动人们精神文明的发展使之与之同步。就说眼下吧，当西方人开始大规模走向朴素和物质方面的低消费时，我们这里却物欲横流，追逐格调时尚成风。新贵们以此自炫，有意识地使自己区别于普通老百姓，通过大量的奢侈品来显示自己的“精神胜利”。有首唐诗写穷秀才中举后的狂言：“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可谓新贵们追逐格调时尚的心态和精神写照。

　　新贵们在格调时尚追求中表现出来的无知、空虚、虚荣和矫情，有多方面的原因：除去人性中的弱点和历史原因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市场经济飞跃发展，一夜暴富的现实和心理准备的欠缺形成强烈反差，心理失衡后的空白正好让格调伪格调来填补。于是我们看到以时尚为代表的格调追逐，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上网、锐舞、跳舞机、“小燕子”热，日剧和韩剧、电视速配、朋克乐队、换手机、怀旧、出书、蹦极、买地做庄园主、伟哥……真是潮涨潮落，云起云飞，宛如繁华一梦。这美梦掩盖的是他们心灵的空虚，情感的失落，甚至是责任和良知的丧失。有大款千金买一笑，却不肯为希望工程捐一文；有老总赠明星的珠宝，背后为偷税成功而暗喜；有新贵四处镀金买张文凭的自炫；有老板八方作秀，却对员工像老虎……他们的身影，没有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场所，如社会公益性活动，却出现在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地方。这样的格调气派，其实正是恶俗的表现，它在说明你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说明你的品位?含金量?高低。如果拿阿Q来打比方，这种格调追求好像阿Q向吴妈求爱，明明是浪漫或庄重的事，一经阿Q说出来便格外难听：“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结果求爱不成，反而把吴妈吓跑了。

　　格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透过新贵们的格调和阿Q似的追逐，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心态的误区，我们呼唤真正的格调出现。古雅典哲人伯里克利说：“我们既文雅，又简朴；既培育哲理，又不至于削弱思考。我们当以乐善好施而非自我吹嘘来显示自己的富有。”这对我们关于格调时尚的追逐的思考，当有一定意义吧。(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