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做到是非分明、公正无私地评判人间事，就必须有一把智慧的尺子，一个标准。对此，王朔也曾困惑过、忧虑过，而更多的时候，他还是陷于一种理性的思考之中，并谦虚地向别人问道求知。这也是他这次和老侠对话的一个主要原因。

　　王朔：怎么说呢？文化建设也好，提高品味也好，说到底就是一个建立标准的问题。关键的是，这标准的建立是通过大家的自由讨论……也就是在相互辩驳中达成的基本的社会共识，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训、布道？尽管有表面的顺从，但从内心里，那个强制性的标准大家都不认了。因为它不是标准，而是靠权力强行建立起来的伪标准……我想争论的仅仅是：旧价值旧标准旧信仰崩溃之后，在废墟上重建价值标准，这个重建是怎样的重建？是一伙有知识的人为社会提供，还是通过全社会成员相互间的平等的对话？我觉得，这个标准的建立只能是后者。因为前者是可疑的，一群正人君子提出的标准都是可疑的，更何况在我们这儿，连正人君子都找不到，那么一群权力的帮凶帮闲者提出的标准就更可疑，甚至对我而言，他们的标准与以前强制性的标准没什么区别。我从一开始就怀疑理想是什么，它有没有真伪之分？

　　老侠：中国人对理想的理解也是实用主义的，极其功利。所以中国人的理想是贬值的东西，把理想等同于世俗的欲望，具体的生活目的，比如想当个飞行员、科学家、作家、名演员、大款，想有豪华车大房子妻妾成群……这就是中国人的理想。上帝或自由作为理想，不是光环，不是安慰，而是皮鞭，理想是一个邪恶的上帝，它就要鞭打你，让你在痛苦中保持清醒，保持怀疑，保持一种批判的反抗的生命冲动，这时，理想的价值就出来了。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理想才是光环，一种深层的光环，它越明亮，就越能凸现现实的黑暗，生命的残破。理想之光所照耀的不是未来的顶峰，而是现实的深渊。我前面所说的敬畏，就是对理想的谦卑，对自身的不满。对一个有良知的人来说，理想是自律。

　　王朔：我就觉得中国人根本没理想。过去那种理想那个标准我从一开始就怀疑它是否值得我去遵守。其实，理想也好标准也好，我觉得最需要的时候就是你对某种东西特别不满、想批判这种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讨厌港台文化、讨厌大众文化，我对它持批判态度时，觉得它不好时，我就确实需要一个具体的标准。说到大众文化，我现在确实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标准。说美国的大众文化就健康？日本的大众文化就健康？相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拿哪个大众文化过来呢？标准是我现在的心病。因为前些年自得其乐的时候，在自我满足的情况下，那感觉是不需要标准的，怎么做都是合理的。现在我当然认为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你比如说很多变态的存在、畸形的存在，你不能说它们一旦出现了存在了就是合理的。实际上，自我满足的时候不需要标准，只有对自己不满意时才会有对标准的渴望。我是由对自己那几年在大众文化圈中混的不满，才产生了对大众文化的不满的，由于这种不满，我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放纵自己，不能不有个标准管管自己。一句话，不能不要标准。

　　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中华文学选刊》之所以编选王朔的这篇对话录，就是想让读者们能顺着王朔的手指去看一看他所指的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传媒文化等等社会现象，而不要再去跟他指向现象的手指头较劲儿。

　　令我们欣慰的是，《美人赠我蒙汗药》的上半部分在本刊发表以后，我们很快就听到了由读者那儿反馈回来的声音，有很多读者的认识已经在转变——“看来王朔还真的是在认真地思考问题”“王朔是当今中国写字的人当中最真实的一个。

　　当然，也还会有一些人云亦云的大众和一些尚无做人标准的作家、学者们会说：王朔更“痞”了。——如果他们还要坚持对王朔的这种看法的话，那么我想在将来，在修订《字典》、《辞海》的时候，人们只好在“痞子”的解释条目中再加上一条和其他解释完全不同的解释：在某一个历史时期，本词汇曾一度作为真实与指出真实何在的这种行为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