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努力改造自己的小市民灵魂﹐写小说和行医都获得成功﹐终于赢得命运之神的青睐。

　　出于常理﹐成功者当然珍惜令他出人头地的那个社会环境。契诃夫也有这种来之不易的心情﹐所以在许多重要的作品中他都流露出对革命者和思想激进人士的不信任。

　　他相信革命能颠覆糟糕制度﹐但定会换来更糟糕的一个。

　　尤其明显的是﹐在他最后的短篇小说《未婚妻》中﹐逃婚的女主人公娜佳并非参加革命﹐而那个鼓动她出走的肺病患者也不过提议尝试新生活。当时已是二十世纪﹐俄国正处于山雨欲来的社会大变动前夕。但契诃夫心目中的新生活是心灵自由和告别平庸﹐而不是革命。

　　但在另一方面﹐契诃夫创作生命中的“革命基因”又十分强大。他的《第六病室》篇幅不大﹐却写出了沙俄制度全部的残忍恐怖和冥顽不灵。

　　在《带阁楼的房子》中﹐主人公也表达了作者的心声﹕根本不相信诸如“扫除文盲”﹑“推广卫生习惯”等活动能造福于穷苦百姓﹐而只会给他们套上新的枷锁。

　　列宁在流放中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而且带有同样的讥讽口吻。其结论是﹐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哪有什么“制度创新”的可能﹖只有“爆破”﹐只有革命。但契诃夫欲拒绝这个呼之欲出的结论﹐并坚信自己。(冬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