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邵燕祥

　　一提北京大学，总是让人想到老校长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1940年在香港病逝，蔡墓就在香港仔的“华人永远坟场”，坟场依山而建。墨绿色的云石碑上，闪着金字“蔡孑民先生之墓”，为叶遐庵所书。

　　前些年史林安先生就曾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建议援萧红墓由浅水湾迁回广州之例，将蔡墓迁回现北大校园。无人作出回应。近年在香港的文化人尤其是北大校友中，也有这样的主张，他们总觉得一代宗师的老校长，遗骨“沦落于香江一隅”，使学生和后死者于心不安，希望能归葬北京大学，与曾执教燕京大学后来病逝瑞士的美国记者斯诺之墓在未名湖畔为邻。唐振常先生最近重提此议。

　　我以为，在北京，在香港及在其他各地的北大校友和蔡先生的景仰者们，有迁墓之议，心情可以理解；此议不成，却也不必感到遗憾。即使归葬未名湖畔，对蔡先生来说，那也只是“燕园”；而蔡先生曾主校政的北大，他抗战流亡中至死魂牵梦萦的，应是在沙滩的红楼。昔之红楼，久已拨作他用，楼后校园，早就填满了简易楼房，而“孑民堂”则属文化部机关所有。

　　当然，燕京大学旧址亦即今天的北大校园，在可以预见的时日里，大约不会像五十年来的红楼经历恁多沧桑，然而即使是校园内的“文物保护区”，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也还在未定之天。从目前我国文物保护法的执法情况来看，我是不敢乐观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力，触目皆是，见怪不怪。万里长城在世界上也是只此一家吧？鼎鼎大名的山海关附近，竟有一段几百年保存完好的长城，据说为了修路，在区政府办公会上决定，说扒就扒了。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尚且未必能保护得好，若把蔡元培先生墓迁移到现在的北大校园来，谁能保证一劳永逸？主张迁墓的朋友，以为蔡先生墓在香港，“葬非其地”，其实那个“华人永远坟场”，因在香港仔山上，没有修路开店炒地皮之虞，加之市政规划早成定局，一般不会改来故去，倒许能“入土为安”；业已半个多世纪，不如就让蔡先生在那里安息下去。

　　何况香港已经回归祖国，蔡先生有灵，从香港办个回乡证也不难；魂兮归来，回故乡浙江绍兴比回北京还近便得多。真正要继承蔡先生治学治校的精神，为人为文的风格，其实并不需要守墓，也不一定非北大人不可；正如北京大学出身乃至在北大做事，却未必就具有北大精神。若不知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为何物，不知蔡先生在现代中国社会进步中的历史贡献，那末，就是把蔡先生的墓建在他的门口，又有什么用？

　　中国人历来太重视遗骸的安顿，所以骂人最厉害的就是“死无葬身之地”；整人最厉害的就是弄得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连刘少奇、彭德怀送火葬场都用的假名字)。最大的尊崇呢，便是保存尸骨，大修坟墓，古代帝王这边呱呱一落地，那边就动土挖穴，建地宫、修陵庙，准备后事了。但我们所纪念的蔡元培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而且是反对皇权的革命者，是民主主义的教育家，是反对“忠君”“尊孔”、主张信仰自由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活在后人的事业中，他的形象活在后人的记忆中，固不在乎葬在何处，有无牌位，是否奉为图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