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话语：写作是一门技艺，但不止是一门技艺，从根本上说，写作行为与人的生存状况休戚相关————写作行为必须敏感于重大的历史及社会事态。1945—2000年，世界天翻地覆，但新世纪的玫瑰色并没有、也不应当使人忘却法西斯的浩劫。因为，倘若人类的文化都不能阻遏人类的暴行(譬如奥斯维辛)，那么人类的文化还有多大用处？为此，本版特约单世联先生撰文，以纳粹大屠杀为背景，探讨20世纪的人类处境与写作的关系。我们也以此文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

　　作者：单世联

　　单世联1962年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现代性与文化工业》、《红楼梦的现代解释》、《西方美学初步》、《中国美育史导论》、《中国革命：当局者言》、《法兰克福学派史》(译)及《寻找反面》、《迟到的光》等文化批评文集多种。

　　1.善与恶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是德国哲学家泰奥多-阿多诺在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中提出的名言。奥斯维辛在波兰古都克拉科夫附近，因纳粹德国在此建立集中营并屠杀了上百万犹太平民而成为纳粹暴行的代表和象征。“奥斯维辛之后”提示的是这样一种意识：在发生了有组织的、公开的、凭借现代技术手段和工艺流程的灭绝性大屠杀之后，对文明人类的行为必须重新认识。

　　善从来没有像恶那样趾高气昂势不可当。如果文学是真善美统一的结晶体，那么在真善美已经分化独立后，文学就不能为真和善作出论证和护卫。写作行为何以能够存在？

　　《辛德勒的名单》在中国放映后，我的印象是评论文章不多。不过我相信这绝非因为中国人对这部“进口大片”缺乏热情，倒可能是义薄云天的辛德勒太符合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反而没有太多的话要说。

　　这是善良战胜邪恶的故事的现代版，是一个可精确计算的胜利。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不可能像小说那样交代许多背景和细节，比如，辛德勒其实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他从来没有在和平年代获得战争曾赋予他的财富和地位。1945年以后，他先后在阿根廷经营畜牧场、在法兰克福经营水泥厂，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妻子以一种深刻的洞察力指出：辛德勒在战前从未展现出任何惊人之举，战后也只是毫无作为的平凡人物，因此，他相当幸运地在1939至1945年这段动荡不安的岁月中，光芒四射。

　　如果我们说辛德勒感天动地的义举是基于一个邪恶的背景，这决不是对辛德勒的不恭，因为他确实依赖于并借助于纳粹体制和战争情境，如犹太工人的无偿劳动、军工订单等等，发了“战争财”，只是这笔财富除了满足他的奢华享受外，还被他用来拯救犹太人；而他之所以能够救出这批犹太人，也是因为他的背后有那些收受他巨额贿赂的党卫队官僚们。善心义举要靠金钱来实现，钱从哪里来？不需要复杂的思维就可以判断，是辛德勒名单上的犹太人用自己创造的价值拯救了自己。　　

　　但这样说是不尽人情的。20世纪仍然充满古往今来令人们感叹不已的现象：一方面是少数人的无所不能和“无法无天”；另一方面是多数人的软弱无力和孤立无援，所以这些犹太人只有上了“辛德勒名单”才能获得拯救，但既然辛德勒处在这样一个邪恶的环境，要想行善，要有救人的能力和机会，他就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善人”。现实就是这样诡谲，善离不开恶。如果辛德勒没有发战争财，如果辛德勒是一个不搞行贿的规矩商人，那么“辛德勒名单”就是废纸一张。

　　可以用来从反面说明善恶因依的例子是，那些在集中营无情屠杀犹太人的党卫队官兵，其中绝大部分是正常的、守规矩的德国公民，他们不是天生的虐待狂，也没有精神病，像奥斯维辛司令赫斯甚至可以说是有教养的，忠于职守的，能够拒绝索菲的引诱的。不能说辛德勒是恶人干好事而赫斯等人是好人做坏事，因为在辛德勒与刽子手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就是：是否参与了杀人。这是20世纪的大是大非，除此之外都是次要的。善恶之分不在个人品行，在日常行为的意义上，辛德勒是不合道德的。这是小说作者托马斯·基尼利特意多次暗示的。

　　善的目的不可能通过善的手段来达到，显示的是善对恶的屈从，说明人类世界没有为善的实现开辟康庄大道，即使在民主之“善”战胜纳粹之“恶”后，“恶”仍在狞笑：辛德勒不断受到德国人的羞辱而一些刽子手却受到出奇的宽大。辩证法的说法是：善恶从来都相伴相生。但哲学家的宏论总是不能平息我们面对具体生活中恶对善优越时所产生的愤懑和冲动。迄今为止，善在历史上好像还从来没有像恶那样趾高气昂势不可当。这不但是伦理学的难题，也是写作的困境。文学是真善美统一的结晶体，在真善美已经分化独立后，文学就不可能为真和善作出论证和护卫，以至于在小说《辛德勒的名单》中，辛德勒“恶”的一方面也与善俱生。尽管这不是不可原谅的，却绝不是善所能涵盖的，《辛德勒的名单》卓越地表现了当代道德的含混性和困境。本文涉及的人物

　　泰奥多-阿多诺：(1903—1969)，德国社会理论家、哲学家和美学家，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启蒙的辩证法》(与霍克海默合著)、《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等。

　　卡尔-克劳斯：(1874—1936)，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和讽刺作家，1899年创办并独立支撑了表现主义杂志《火炬》达37年，是当时重要的现代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之一，主要作品有《人类的末日》等。

　　阿伦-哈斯：美国加州大学多明格兹山分校教授，心理学家，主要著作有《大屠杀的阴影：第二代》、《大屠杀后遗症》等。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德国社会理论家、哲学家，二战期间流亡美国后一直在美国大学任教，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革命》、《爱欲与文明》、《单向度的人》、《反革命与造反》等。

　　茨威格：(1881—1942)，奥地利作家，主要作品有《初次经历》、《情感的迷惘》、《昨日的世界》等。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追忆逝水年华》等。

　　2.动物与人

　　热爱动物却对人类冷酷无情，禁止活体解剖动物却参与组织大规模屠杀，这不但是戈林的“两面”，也是现代文明的内在悖论。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写作行为因此受到严重质疑：写作到底为了什么？

　　人文世界有多少可爱的动物！在古典文化的视界内，动物只有在人性化的意义上才是艺术的对象，即使像布莱克的《虎》和里尔克的《豹》这样的现代名作，也无论如何不是动物的写生，它们仍然是对人的现实的肯定。但奥斯维辛之后，人和动物的连贯关系已经断裂。　　

　　赫尔曼-戈林，纳粹集团的二号元凶，1938年任“解决犹太人委员会”最高协调人；1941年7月31日，他向盖世太保的头目海德里希布置“全面解决”犹太人的任务，是要为600万犹太人之死负责的主要人物之一。但这位肥胖的、酷爱奢华和排场的帝国元帅也是对德国乃至世界的生物保护有贡献的人物。传记作家戴维·欧文在《戈林传》中介绍，戈林酷爱狩猎，却从未想把动物像犹太人那样赶尽杀绝。在发现野生动物受到随意捕杀，鹰、熊、野牛和野马几乎绝迹时，他于1934年3月颁布了普鲁士《狩猎法》，这是野蛮时代惟一文明的法规；同年7月任帝国森林长官与狩猎首脑后，他的办公室有一条标语：“谁折磨动物，谁就是伤害德意志民族的感情。”

　　热爱动物却对人类冷酷无情，禁止活体解剖动物却参与组织大规模屠杀。在戈林的心目中，野兽的生存远比一部分人类的生存更重要。当保护动物都越来越成为文明人类的必要行为时，“戈林问题”是：为什么人不如动物？这首先基于纳粹的种族观念：既然犹太人在危害着德意志民族，他们的生命价值当然低于动物，就像奥斯维辛的一个医生说的：“我是一个医生，我当然要维持生命，但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会把病体上的坏疽切除掉。犹太人是人类躯体上的坏疽。”更何况，土地、血液等自然因素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崇拜偶像。

　　戈林早已自杀身亡，但一部分动物比一部分人更有价值、更应当受到保护的事实却仍然存在并得到实际的维护。当人类的一部分(如非洲难民)处于极大的生命之虞的情况下，人类的另一部分却祭起“保护动物”的旗号，这有什么意义呢？在公园、在保护区护养动物，说到底还是一种受控于人的展览，它们的存在并不真的就能调整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拥挤的人类早已占据了动物曾经栖息的地盘，归根结蒂，自私的人类绝非为了动物而保护动物，对动物的关怀是人类自我关怀的延伸，动物和自然仍然是被统治者。

　　而且，与许多珍稀动物并没有得到切实保护相对应的是，人类中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底层民众也不大可能奢望得到应有的保护，法西斯式的国家权力和高科技的战争武器时刻准备着像宰杀动物一样宰杀人类的某一部分。既然有人不想让一部分人像人一样地生活，那么这样的人来保护动物，究竟是借此来掩饰其非人道行径，还是再度确认文明只能以迫害和屠杀为基础？文明肯定是进步了，因为人类开始关心起身外之物了；文明的进步又是可疑的，因为奥斯维辛的焚化炉和死人坑仍在向苍天倾诉：有一部分人类还没有得到保护，他们还不如动物。

　　所以当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想继续生活的人需要冷漠时，他揭露了文化的侵略性和社会罪恶，即使在它表现出对动物的爱护时也依然如此，甚至更为如此。人与动物的关系再也不是自明的，文化产品中的动物既可以是人类存在的象征，也可以是人类命运的嘲讽。作为文化再生产的写作行为因此受到严重质疑：既然文明的进化已经把动物保护提上日程，为什么某一部分人的生命和权利却没有得到充分保护？写作以人为对象，当这个对象的境况堪忧时，如何真正确立人的主题，让动物成为文明健全发展和生命价值的确证而不是相反，至少是在作品中？一部分人类难以免除的压迫感和创伤感，必然使写作者下笔艰难：动物为什么要进入文学世界？

　　3.记忆与反记忆

　　不要让我这么受罪，不要让我记起过去！从死亡中走来的人有权要求新生，屈辱和内疚不应当与生命永在。写作者到底写什么：是记忆？还是忘却？

　　奥地利作家卡尔-克劳斯有一句警告：一切物化都是忘却。鲁迅先生也始终念念不忘揭发中国人的健忘症。在以大规模屠杀为特征之一的20世纪，写作的功能之一是唤起苦难记忆和忏悔罪恶，记忆不能改变过去，但记忆使我们知道人类曾经发生过非人的行径，有助于召唤某种社会政治和人的行为的变革。

　　关于奥斯维辛，无数的人包括幸存者和刽子手都写下了无数记忆，但在斯泰隆的小说《索菲的选择》中，这位波兰少妇选择的是反记忆。小说的线索，就是青年作家斯丁沟费尽心思地唤起她充满虚假、空白、省略、扭曲的记忆。索菲是有特殊经验的受害者，比如她那法学家的父亲，曾先于纳粹而提出“完全消除”犹太人的设想；比如她在奥斯维辛曾利用为集中营司令赫斯作速记之便引诱赫斯，以拯救自己的孩子。所以记忆唤起她的是“一个胆小鬼，一个肮脏的同谋”的意识；所以深爱着她的纳山一旦精神病发作，就会责问她为什么居然成为奥斯维辛的幸存者？

　　如果不是固执于奥斯维辛之后“活着就是有罪”的忏悔，那么无论是斯丁沟还是读者，都可以找出为索菲辩护的无数理由，没有自由的人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强加的罪恶并不是真的罪恶。法西斯专制者诱使、强迫众多的公民随之一道犯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人质，以至于像索菲这样的受害者也不会有洁白无瑕的记忆。就具体的个人来说，从死亡中走出来的人有权利要求新生，屈辱和内疚不应当与生命永在。索菲有权反记忆：不要让我这么受罪，不要让我记起过去！这不只是因为她曾经是“同谋”，美国学者阿伦·哈斯采访过许多幸存者，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表示“我想把所有这一切忘掉”。记忆是现在向过去的回溯，一切都回来了，个体因此被过去所掌握；但恢复过去意味着与死亡为伍，在被残酷地蹂躏之后，幸存者只有通过忘却才能重新唤起生之希望。在古希腊悲剧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意忍受两次苦：经受了艰苦，又来叙述一次”；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意识为人的创伤性经验制作了种种文饰机制。索菲在把奥斯维辛记忆起来并向斯丁沟讲述完了之后，走向了死亡：叙述成为了地狱之路，写作成为了野蛮行为。

　　无论文明创造了什么，只要它不能禁绝屠杀，它就永远负载着不可救赎的罪恶。以史为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历史的经验早就显示：尽管我们有过无数的记忆，甚至有过多次的忏悔，人类似乎并没有从中获得完善，历史的经验并没有教会人们什么。从集中营的骷髅中走出的犹太人、吉普赛人、波兰人留下了他们的记忆，但1945年以后，集中营以及类似集中营的机构仍然遍布世界，而且被赋予了更为神圣、更为堂皇的理由和名称，而且屠杀(或变相屠杀)的绝对人数更多。直到九十年代，种族灭绝的行为也依然存在。记忆没有遏止背叛和继续屠杀，说到底，对苦难的记忆(包括忏悔)只是一种个体的心意状态，它无法开出太平盛世却总是悲思萦绕，使个体惴惴于生存就是罪恶。正像赫伯特·马尔库塞说的，即使最终出现了自由，那些痛苦地死去的人也不能再生了，正是对于这些人的回忆和人类对于牺牲者长期所怀的负罪感，使一种无压抑的文明的前景暗淡下来了。

　　也许，这只是极而言之的说法。中国作家巴金一方面说听到“样板戏”就想到“文革”的恶梦而惊恐异常，另一方面又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那么他到底是要我们记忆还是忘却？也许，有人写作是为了记忆；有人写作是为了忘却；有人写作既为了记忆也为了忘却；有人写作既不是为了记忆也不是为了忘却。茨威格可以一往深情地回忆昨日的世界，普鲁斯特可以沉湎于逝水年华的追忆，但奥斯维辛之后，记忆已不是写作的基本主题。本文涉及的作品

　　威廉-斯泰隆：《索菲的选择》，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

　　托马斯-基尼利：《辛德勒的名单》，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4年。

　　戴维-欧文：《戈林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