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声报讯：《博览群书》刊登桑地的文章说，数年前，也就是王蒙的《恋爱的季节》刚出版不久，北京大学一个古典文学博士对我说：“这位王蒙大叔实在该收笔了，再这样写下去，前半生的英名也会糟蹋尽的。”

　　当时因为忙于生计，没有拜读该书，但我极不愿意相信这样的话，我想这多半是天之骄子的刻薄和危言耸听，或者是以古典文学的美学标准来衡量当代文学导致的审美差异，凭王蒙先生的聪明才智和多年的文坛纵横经验，他宁可不写也不会制造次品。

　　而今，“季节”系列在经过“失态”和“踌躇”之后走向“狂欢”，这四部曲的最后一部《狂欢的季节》又获得了《当代》“拉力赛”的第二站冠军，准备竞争年终的10万元文学大奖，王蒙大叔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变成了王蒙大爷，想来应该成为一个可敬可爱的智慧老人了，这样的大著不读，对不起作家，对不起文学，更对不起自己的兴趣，于是从《当代》编辑部求来发表在第二期上的“狂欢”，又从书架上找出早已存下的“季节”的前三部，拭目净手、宁神定气之后，准备享受这份“艺术大餐”。

　　然而我绝没想到的是这份大餐竟然如此难以下咽。我非但没有享受到大块朵颐的“狂欢”，连小菜的清爽和拼盘的杂拌味儿也没有尝到。大量充斥和流溢全篇的是陈年思想的溲气和语言垃圾的难闻之味。我极不愿意接受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出现在王蒙身上太让人失望。是不是我的味觉器官和消化系统出了毛病，艺术感受能力钝化，以至于欣赏不了如此的美味?我刷了牙，用浓茶清理了肠道，依然被那些难闻的气味困扰。我强忍着难受看完“狂欢”，回头再看前三部。我极希望这是一种错觉，能在前三部中找回王蒙原有的深刻、新奇和惊警，然而我在“恋爱”中看到是一个业已有成的作家的“自恋”，在“失态”中看到的是被历史淹没的忸怩作态，在“踌躇”中看到是的思想的麻木和艺术思维的犹豫不决，再加上“狂欢”中的自我重复和文坛投机旧闻，整个四部曲给我的总体印象是：一个颇富经历的老作家在陷入机械回忆时的思想水鼓症，一个很有智慧的大作者在僵守艺术风格时的狂妄“失语症”。

　　王蒙决不是一个思想贫乏的作家，在四部曲之前，他的许多作品往往以思想取胜，《活动变人形》、《坚硬的稀粥》都是深含思想的篇什，就是四部曲里面，也时有思想的火花，问题是王蒙把这些思想的火花无节制地放大了，一只蜡烛点燃出精粹的火焰，王蒙却要把它做成一个直径数十米的灯笼，人为地裹上几层朦胧的彩纸，自以为增加了思想的厚重与深刻，其实不过是给一勺米饭加了两桶水。历史本身足够沉重，但需要思想的照耀，需要作家的重新审视。王蒙面对历史时似乎失去了思辨的锐利与机敏，只是把一些“小道理”用大量的语言铺陈反复吟唱，在平庸呆板的情绪波动中故意制造现实与历史的交错、时间与空间的纷繁，为了达到“白马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的效果，只好虚张声势，杀鸡摆个老虎阵。从四部曲的时间界限而言，4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有许多尚未廓清的事实和思想，王蒙作为一个亲历者既然触动这段历史，理应以小说的方式进行深层的爬梳和思辨，这其中当然包括对历史人物的重新认识，可是四部曲展示给人们的无异于对历史事件的抄袭，无异于对历史人物的拙劣模仿，用大段大段当年的公文语言和政治词汇来重述一个又一个人物的经历，用历史上流行的口号来表达对历史人物的感情，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小说，尤其怎么能算得上是王蒙的小说?这一切手段都是王蒙本人曾经大力呼吁反对和制止的呀!四部曲的确可以说是王蒙的思想随笔，但由于思辨的肤浅和装腔作势，它远没有达到十几年前“反思文学”的深度，更谈不上超越，就是拿它与王蒙自己的具有反思特点的小说比，也是一个倒退。也许“反思文学”中的许多思想谈不上深刻与博大，但它们纯粹、真诚，决不用思想水鼓症唬人，更不用“失语症”的大话来骗人，艺术的“失语症”与思想的“水鼓症”同样害人害己。

　　王蒙的“失语症”早在四部曲之前就有批评家提出过，张志忠还就“失态”中表现出的“对文学的轻慢和失态”写过专文，可王蒙不但没有控制，反而愈演愈烈。也许批评家的意见对王蒙来说算不了什么，就像海明威和斯坦贝克瞧不起批评家的意见一样。然而批评家并不都是在放屁，其中也不乏逆耳的忠言。王蒙的调侃、幽默曾经使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高标独立，王蒙的语言创新意识也使他的小说一度卓异于群龙之上，但四部曲中的调侃和幽默变成了无聊的油滑、插科打诨和自说自话的呓语，把许多意义相近的单词、短语、长句组接在一起，看似语言瀑布奔腾而下，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江河万里、日月乾坤的壮观景象，其实空洞无物，可说是一堆语言垃圾，其中文理不通、逻辑不顺、内涵和外延混乱的字、词、句俯拾即是，连词汇的卖弄都算不上。卖弄词汇的人大多能分清起码的逻辑关系，而王蒙在“失语症”发作的时候则完全思维模糊。王蒙不管模糊不模糊，混乱不混乱，顺势写来，行云流水，下笔万言，对他来说那决不是失语，而是天才的迸发，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又一次伟大创新，是神赋灵感的又一次显现，求之不易，得之更难。有些批评家说三道四，不是不懂艺术，就是嫉妒成性，当然也可能是受了“某派”的指使，想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把我王某人置于死地而后快，我王某人清醒得很，决不会上你的当。我的小说语言造就了我的艺术风格，我的艺术风格就是我的生命，绝对不能改变的。于是洋洋120多万字的四部曲成了王蒙截止目前“失语症”发作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当然也是病得最重的一次，已经重到了讳疾忌医的程度。

　　因着“失语症”和“水鼓症”，其它并发症也出现了。四部曲可以说是一部元小说，用小说的方式表达了许多小说的观念，比如小说家的自我重复和自我抄袭，这是王蒙所不齿的，可是在“狂欢”中偏偏就有一例：钱文坐火车赴边疆的路上展开意识流，这不是《春之声》的翻版吗?这样的“自我抄袭症”怎么能出现在王蒙身上呢?另外，在王蒙的修辞格中，大量出现了引用，毛主席的诗词、古典诗词不说，连侯宝林的相声、张中行的文章都不放过，这种“合法侵权症”也是王蒙应该做的吗?王蒙既是文坛领袖又是政界中人，对文坛和政坛的事当然知之甚多，所以他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等散文反响强烈。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四部曲是文坛旧事的另一个版本，或者说是另一种文体的再现，这样写来，同一题材王蒙就有两种表现方式，可我想请教王蒙先生本人，这算不算是一种“文体变通症”?

　　“失语症”和“水鼓症”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再加上并发症，四部曲极像是一个患了水肿病或尿毒症的肚子，鼓得又圆又大，可是，里面真货色很少，要是下得去刀的话，放了水也许还能剩点东西，三四十万字足够，绝不需要洋洋四大卷的。聪明如我们的作协副主席王蒙先生者未必不知道这一刀砍下去的后果，可他还是写了120多万字，人们只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120万字，主人公钱文，钱——文——，钱就是文，文就是钱，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王蒙是非常赞同“文学是大便”的观点的，大便的质量有高有低，有干有稀，就拉稀而言也有三个“境界”，一是“跑薄粪”，二是“水泄”，三是“脓血”。从王蒙的整个创造过程看，他应该已经过了“跑薄粪”的阶段。“水鼓”、“失语”与“水泄”是一脉相通的，四部曲已经到了“水泄”的程度，接下去会怎么样，要看王蒙自己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