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爱玛的故事，觉得自己对所谓“愚蠢的问题”——为什麽外国人来领养中国孤儿，还没有找到清楚的答案。我很喜欢google这个搜索引擎，填上任何主题词，它在三十秒钟以内就能列出至少十个网页；当然如果你的伺服器也还配合的话。这样，我在领养的网页上看到了霍尔特祖母的故事。

　　九十四岁的霍尔特祖母七月二十四日早晨因中风去世，当时她正在小路上作每日锻练的慢步走。这个居住在美国俄勒冈州一栋乡村房子的人，是全世界那些被领养的孩子的祖母。她和她的丈夫哈里首开跨国界领养孤儿之先风。一九六四年，霍尔特在丈夫去世以后，独立支撑这一事业。如今霍尔特的国际儿童服务组织及其合作机构的工作延伸到许多国家，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秘鲁、罗马尼亚、俄国、乌克兰……其中的亚洲国家有中国、泰国、越南、菲律宾、朝鲜、印度、孟加拉和柬埔寨。这个机构的信念是：所有的孩子都需要爱，都应该拥有一个家。他们的工作宗旨就是帮助这些无家的孩子们找到一个永久的家。

　　霍尔特夫妇是基督徒，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在一部记录片里，他们看到朝鲜战争之后留在孤儿院里的孩子们，那些孩子们的面容令他们寝食难安，他们觉得这就是服务於基督之爱的机会了。两人决定，收养八个朝鲜孤儿。当时，他们已经有了六个孩子；而且人们领养都找肤色和背景接近的儿童，社会上不鼓励跨国领养，法律上也没有先例。哈里出发到朝鲜去认领孩子，霍尔特开始写信给国会议员，请朋友们一起协助行动。两个月后，国会通过了这个《霍尔特提案》。

　　霍尔特的行动影响了世界，她有一句名言：所有的孩子都是美丽的，只要有人爱他们。她以开阔的胸襟对全世界显示出，领养并不是耻辱的标记，而是荣誉和爱的象徵。一个家庭的爱能够超越国家和民族的界限，爱和承担责任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纽带。世界上许多政治领袖和王室成员送给霍尔特太太珍贵的礼物，但她日常佩带的却只是一条不同颜色的珠子穿起来的珠链，这是她的孙子孙女们送给她的。在九十高龄后，尽管已不主持机构的日常工作，但她依然为一些组织提供个人援助。她还参与设计在朝鲜的霍尔特儿童中心的房子，以方便那些残障儿童。她每天要为一个很长的名单祷告，为那些孩子们、那些领养家庭和一些组织的需要。

　　我看到的第二个故事是一个美国单身母亲写的，她领养了一个一岁大的中国女孩倪燕燕。她说，二十五年前，她曾经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在土耳其的孤儿院工作。她亲眼目睹那些孤儿们暗淡的眼睛和漠然的表情，因为那里的阿姨们实在太忙了，完全顾不上回应孩子们。而她读过的所有的育儿指南都告诉她，婴儿期的发育非常重要，早期教育甚至应该从母亲子宫的胎儿开始。如此她发誓，有朝一日她一定要领养一个孤儿。当她开始办领养手续时，她的同龄人已经在享受做祖母的乐趣了。而她在中国杭州见到一岁的小燕燕时，这个孩子才重十五磅，还有支气管炎、皮肤病……她在三个月里把孩子喂到了十九磅，孩子学会了爬行、扭头，不再整天睡觉，喜欢参加Party，认识了妈妈。她奇怪，这麽可爱的孩子，为什麽以前没人领养？她说福利院的院长说过一句话，让她难以相信；那句话是：燕燕一直在等你。

　　对我来说，写作总是研究一个问题，展开一个探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迷障被破除，得到改变。看了上述两个故事，我才了解到爱玛命运的深远背景。我也因此更为爱玛的中国父母痛心。爱玛被抛弃，不仅是她的不幸，更是她的生身父母的不幸。因为他们的良心被歧视女性的偏见遮蔽。如今，他们更是永远失去了这个孩子。我感到耻辱的还有，我们国家不是车臣，不是南非，没有发生内战，但我们现在却是全世界抛弃女婴最多的国家。我们为什麽没有能力为这些被弃的小姑娘们在自己的族群、自己的文化里找一个永久的家？这些孩子们，带给世界什麽样的国人形象？爱玛是幸运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她从此可以过一个物质优越的生活，而是在於，她将在一个有爱的环境里成长。爱玛还是那个不知世事的小海英，但她因被爱而可爱起来。这正如那位单身母亲的文章里提到的话：发现的里程并不在於你看见了新的景物，而是在於你用新的眼睛去看。

　　去年秋天我去美国，研习妇女研究十个月。出国最大的收获是，在不同的文化里生活，能够看到人们处理问题的不同态度。在美国，家庭暴力不是件私事，被提倡的态度是讲出来，坚决暴露罪恶。明尼苏达州有一年有二十六位妇女受害，一些艺术家为她们做了真人大小的木像，妇女们举着这些受害人的木像游行。这个被称为《沉默的证人》的行动后来发展到全国各个州，一九九七年在华盛顿举行了数千人的大游行。发起组织宣布，她们的目的是在二○一○年把家庭暴力的死亡率降到零。有孩子把自己的特德熊放到死者的木像前说：她是我的妈妈。有无数受害者受到激励，走向公众，以唤起全社会的反暴意识。

　　还有位叫玛丽·费歇尔的母亲，是位非常成功的职业女性，曾经做过总统助理。她因丈夫而感染了爱滋病毒。经过最初的震惊和痛苦后，她摆脱死亡的阴影，全力投入对公众的爱滋病教育。她做了无数次演讲，呼吁全美国关怀爱滋病群体，为他们制定更合理的社会政策。她说：容忍无知和怀抱偏见才是耻辱。她将决不会屈服、决不让步，这样她死了以后，她的孩子们将不会惧怕说出爱滋这个词。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周末幼儿园的孩子们做手工，一个孩子用他五岁的小手给妈妈做了一件首饰。当他看见父母来时，兴奋地奔跑过去，就在父母跟前跌了一跤，礼物摔了个粉碎。他父亲弯下身子安慰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妈妈知道你爱她。然而孩子的母亲却把他抱起来，跟他一起哭了。母亲说：有关系，我知道有关系，这非常重要。玛丽·费歇尔大声疾呼，不要以为这些人有爱滋病，跟你没关系。不，有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同类。如果你能为他们做点什麽，那将极有意义。

　　这也涉及到我对写作的看法。自我的体验是一种写作的可能性，但自我的世界还是太小了；如果固守自我，这就会自恋自闭而不自知。在我们这个社会，还有无数没有能力或没有机会发出声音的人群，写作，应该成为通向他们的一个途径。我看到一本流行小说，里面都是咖啡馆、有钱有闲的男女，谈不完的爱情。这样的书，我看不下去。广州这个城市，在中国就算富裕了；但在任何旅游景点门口，都有乞讨的老弱病残者。就在我们学校后院的菜场，也常有乞丐出现；其中一个人的脸被一场大火烧成了个莲蓬头，五官只是几个黑窟窿。这些人过着和我这个作者决不一样的生活，但如果考虑到，我们都是彼此的同类，又怎能无动於衷。至於中国几百万的爱滋病人，无数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我也还从来没看过他们写出自己的故事。我们眼皮子底下就有堆起来的社会问题，假如不看这些，不去了解这些问题的成因，我觉得愧对写作的责任。（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