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也许只有一个理由，曾经的“有”，而现在没有了。这种感觉可能很淡薄，但它仍然是一种失落。所以免不了想一想从前，比方八十年代的阅读，那种如饥似渴、大快朵颐的阅读。

　　老实说，现在的“有”，许多是过去所没有的，比方读物之丰富庞杂。但是那种如饥似渴的状态没有了。我们不饥渴了么？

　　许多人，许多不同年代出生的人是共同从八十年代的阅读中走过来的。许多人的书架是从那时候开始或重新充实起来的，许多人的人文性格、阅读倾向是从那时候确立起来的。

　　还是说说那些书，那些成为八十年代阅读时尚被热烈围观的书。汇编的《萨特研究》、新“发现”的马克思《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及《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围城》、《美的历程》、《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外国古典名著从书”和“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现在回过头去看，那些阅读可能是比较简单，文学偏多，那是一个阅读的童年时代，那是许多人经历过的童年。

　　对那个年代的阅读或许会有人发心去总结，这不是《阅读》目前要作的，我们重温八十年代的阅读，是为了追怀某些被遗忘的美好段片，追怀阅读最本质的快乐，以免在今天错过了什么。图

　　有那么几年，许多中国作家都套用过它的第一个句子：“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作者：中茂

　　我很幸运，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文化复活的时代。我像一个在幽闭的室内呆得太久了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阳光灿烂的广场，四面八方都是道路，我既兴奋，又彷徨。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印象中就是这样的。那时，我刚刚开始读大学，在开学的第一天，我拿到了学校发的一本简装的《中文系学生必读书目》的小册子，我急不可待地翻阅着列在上面的书名和作者名字，心中怀着敬意，就像一个等着要上路的人拿到了地图。

　　但没有多少时间，我就对那本小册子渐渐失去了兴趣。我变成了一个爱逃课的学生，好在当时学校的制度难以置信的宽松，一门功课只要累计旷课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就可以参加考试，只要能及格就没问题。我把逃课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了图书馆里。当时，同学中最流行的阅读是读外国翻译小说，先是读名著，从名气最大的开始读，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逮住就一拥而上。很快，大家就发现，那些东西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看，那么有意思。于是，便各奔东西，找自己真的想看的东西。我记得，在我们寝室，大家传看最多、议论也最多的几本书有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等，而金庸的小说虽然在内地还没有出版，也通过一些渠道从海外传了进来，在同学中很神秘地流传。一个同学(后来成了武侠小说专家，目前正卷入一场同金庸的官司)为抢时间看完《神雕侠侣》，三夜没合眼，等看完书的最后一行字后，放下书，长叹一声，倒头就睡着了，一睡就是两天没起床。

　　我那时几乎不怎么看小说，一门心思钻到古典文学里，想当个文学史家。一边在《诗经》、“乐府＂里咬文嚼字，一边在各种学报、论集里寻章摘句，总想着抓住别人的漏洞，建立自己的观点，像个侦探一样在书缝儿里收集着证据。现在看来，除了在作品上花的工夫没有白费，至今受用，除了少量的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叶嘉莹的《迦陵论词丛话》等书没有白读，当时读的大量的论文并没有多大价值，早已淡忘。值得一提的，倒是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读到了全本的“禁书＂《金瓶梅》。那在我们心中是一本无比神秘的书，原以为离我们很远，但我偶尔从一个同学那得到消息，只要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开个条子，就可以在图书馆借到《金瓶梅》，但只能在规定的阅览室读，不能带出来。我很快地就从一个相熟的教授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张条子，令我感动的是，那个老太太管理员，居然很热情地把书拿给了我，一点都没有异样。这令本来心里不踏实的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严格说，那还不是一本书，而是个影印件，一共四本，是手工用针线把散页订在一起的。那是万历年间的刻本，是用海外出版的新书影印的。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在管理员的眼皮底下，把那四册读完了。也许是那时自己太年轻吧，读后的感觉跟文学史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像是说的两本书。

　　工作以后，一位在书店的朋友专门送了我一套崭新的全本《金瓶梅词话》，和我当年看的那本完全一样，只是多了崇祯年间的木刻插图。好多年了，这套书一直放在书架上，我再没有重读过一遍。

　　作者：何小竹

　　我是从《城堡》、《橡皮》以及《鼠疫》进入到八十年代阅读的，而我也相信，八十年代大伙儿反“主流＂反“大众＂反“传统＂的阅读，也即从卡夫卡、罗布—格里耶以及加缪(萨特)开始。我那时还是不足20岁的少年，影响我阅读的是一位正在写小说和另一位写小说也写诗歌的朋友，朱亚宁和陈乐陵。1982年，朱亚宁生就一副卡夫卡似的表情。陈乐陵虽然时常咧开大嘴嬉笑，但他那单身卧室的墙上，仍然挂了一幅面色忧郁而冷峻的卡夫卡素描头像，我猜想，他是将卡夫卡当成自己精神上的表情的。那时相处密切的还有另一位叫幺六的朋友，瘦削的脸庞，炯炯有神的眼睛，真还十分的形似卡夫卡，但他那时候最热衷阅读的却是一本叫《麦田守望者》的书，坐在川东江边的老茶馆，一边读，一边恶狠狠地发出哧哧的怪笑。不知为什么，幺六这位朋友的阅读趣味未能影响到我，在我最可能阅读《麦田守望者》的时候错过了对它的阅读，以后，就永远地错过了。1994年，这部小说有了更豪华的再版本，我曾慕名买了来读，却怎么也读不下去，我由此而对当年幺六读此书时那种乐不可支的神态大为迷惑。

　　整个八十年代，我主要是写诗，基本上没写过小说。但在阅读上，我读小说却要比读诗多得多。我自己开始写诗据说也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但对于那些翻译过来的现代主义诗歌，我却普遍的读不大明白。我记得我读得相对有兴趣一点的，是史蒂文斯和弗洛斯特，而史蒂文斯也主要就是他那首《观察乌鸫的十三种方式》，这也是陈乐陵十分迷恋的一首诗，是他推荐我阅读的。至于艾略特和埃利蒂斯之类的诗人，我在阅读上从来就是敬而远之的。

　　八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阅读界猛喝洋奶粉的年代，中期翻译进来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更是在中国文学界造就了一批以马原、格非为代表的先锋小说。那时候，有一种写作跟着阅读走的时尚，像我的朋友朱亚宁和陈乐陵，他们那种读什么并不写什么的趣味，反而使他们的作品遭遇到严重的冷落。诗歌界情况要好一些，虽然也有一批读什么写什么的人因此而成为诗人，但也仅仅是八十年代诗人群中的一个分支，遮蔽不了一大批更具原创性的，以“非非＂、“他们＂和“莽汉＂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作为那个年代阅读和创作两方面的亲历者，我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分析是，那时候掌控着公开出版物的编辑和批评家们，大都并无对原创作品的辨别能力，只能跟着阅读的时尚走，看见有了本土的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便兴奋得不得了。而一个小说家要想自己的小说与读者见面，也只有他们那一个管道。诗歌则不买他们的账，你不发表，那咱们就自己油印了来寄发，即所谓的“民刊＂，造就了丰富的“民间写作＂的土壤和多流派共存的写作多元的气候。所以，朱亚宁在八十年代曾感叹，小说怎么就没有“民刊＂？

　　作者：马原

　　弹指之间，我们已经是地道的中年人了。不是吗，接到“重温八十年代”这样的约稿，正表明撰文者进入了以回忆为乐事的年龄。

　　可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同，那时我们血气方刚，对世界充满渴望，每天每天都只盼着明天早一点降临。那时候我们没有回忆，准确一点说，是没有时间回忆。那是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文学是人们生活的重心，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中国人都在读小说读诗(至少当时我是那么以为的)，每个有创造力的人都拿起了笔(还是我以为)。对于刚从文革灾荒走过来的中国，当时文学的盛况很让人觉到一点文艺复兴般的激动。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出版，由于思想解放的提出，数量极其巨大的外国文学作品如洪水一样涌入，让我们一下看到了如海一般辽阔的书的世界。从那时起，我们知道了卡夫卡、安德烈·纪德、加缪、福克纳和胡安·鲁尔弗；知道了戈尔丁、贝克特、叶芝和艾略特；还有许多，许许多多。天呐，我们多么幸运！　　

　　我可以一点都不夸张地说，那些年里，我每天用于阅读的时间不下五个小时，每天每天如此，从无或辍。我的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就是在这种如饥似渴的情状下走过来的。我没时间(或者说舍不得时间)去学麻将(那也是麻将中兴的年代)，没时间去学跳舞(青春期的规定课程)，就是在恋爱和婚姻中主要的话题也还是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我逐渐熟悉了海明威、爱因斯坦(居然有三大部头的文集中译本)、拉格洛夫、吉卜林、海勒、迪伦马特、奥尼尔、马尔克斯、托马斯·曼和卡尔维诺。是这些伟大的前辈和同行激励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阅读他们的系列著作，揣摸和交流，加上吃饭就是我八十年代生活的全部。

　　说起来有趣，数天前与我素来尊崇的老先生王元化交谈时，我忽然发现我读的最多的居然是英国的作品。菲尔丁是一位伟大的先驱，以后所有的英语作家(包括美国)都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比如离他较近的狄更斯、简·奥斯丁、霍桑，比如稍远一些的毛姆、马克·吐温、克莱恩，比如更远一些的格林、海明威、罗斯、福斯特、海勒。从菲尔丁开始，我成了虔诚无比的英国小说的信徒。在我心中，简·奥斯丁、毛姆，以至柯南道尔和阿加沙·克里斯蒂都是文学历史中罕有的巨匠。我愿将我个人字典中最富崇敬意味的词汇奉献给他们。还有伟大的吉卜林和不那么伟大的乔伊斯、戈尔丁。

　　80年代的绝大多数时间我在拉萨，在太阳离上帝最近的西藏。我家的院子和客厅也是拉萨文学家艺术家们的聚散地。那是一段无论何时想起来都会激动不已的时光，有那么多好朋友：皮皮、刘伟、色波、金志国、启达、扎西达娃、张中、焕子、小冬、裴庄欣、罗浩、新建、魏志远和后来的贺中，有少华、刘志华、海燕和其他许多人，还有走得太远的龚巧明大姐、田文小姐。还有，那些光耀千秋万代的小说。囿于环境，它们曾经委屈地被我堆放在卧室西墙边，整整一面书墙！它们伴我度过了我一生最愉快最值得回忆的时间，呜呼。

　　作者：雷颐

　　每个时代的阅读热点都影响着个人的阅读兴趣，但个人毕竟还有与众不同的趣味选择。对时代阅读与个人经验彼此互动的回忆，也从一个重要方面重构了那段历史的知识、心灵和思想图谱。

　　1978秋我进入大学时，“思想解放”运动已经发端，到80年代初已荡成大潮。时代潮流立即反映在校园阅读中，“文革”前出的书很快全部解禁，一些新书尤其是翻译作品也越来越多。经过十年浩劫“文化专制主义”无书可读之苦，大家几乎是贪婪地“啃书本”。虽然读书各有所好，但还是有明显的阅读热点。

　　对改革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发作用，卡德尔等南共理论家的著作成为热门读物，无论是“文革”前为“批修”翻译的内部读物还是新译之作，都炙手可热，引起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南共的实践并不成功，但他们对苏联模式的批判，还是使人深受启发。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格外值得一提。这套丛书使人对欧洲共产主义、力图调合计划与市场走“第三条道路”的布拉格之春、布哈林的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

　　我国对西方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派”长期以来是只有批判而鲜有译介，时至80年代初仍属批判对象，几乎没有完整的作品译介。但现在想来颇难以理解的是，当时大学生却偏偏对自己无缘多读的“现代派”分外着迷，想方设法从零星的批评、译介文章中略窥一二，以致谁能谈几句“现代派”就被同学“另眼相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掌握了“话语霸权”。当时北大出版社出过一本现代派导读，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图书馆规定因教学需要，只有中文系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能借阅，当然要提前很久预约。

　　外国现代哲学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译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着迷，尤其是萨特在一夜之间风靡校园，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差不多全文摘抄。他以戏剧、小说对“人”是“存在先于本质”的阐发，引起了曾经个性完全泯灭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鸣。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历程中，萨特抹下了浓重的一笔。90年代初，我还应某出版社之约写了《萨特》一书，作为对自己青春阅读的纪念。当然不能不提商务的《理想的冲突》，这本书不知摆在多少人的床头。虽然所学是历史专业，我却一句句读完了《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当时所有译成中文的黑格尔、康德的巨著，自己写起文章也是满篇“现实的理性批判与批判的理性现实”之类。但从大学三年级起，对罗素的喜爱引导我一步步脱离德国哲学而沉迷于科学哲学、维也纳学派，罗素、波普尔、石里克、莱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风格使自己的文风也随之一变。直到现在，我仍感叹中国“思想界”中“德国色彩”太浓，“盎格鲁—萨克逊色彩”太淡。而中国学者影响最大者莫过李泽厚，绝对是“独领风骚”，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和美学、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述使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代人获益之深，恐是后人难以想象。

　　从80年代中期起，阅读更加多样化，但《第三次浪潮》和“走向未来丛书”还是掀起了以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为主要内容的“新方法论”热。中国新一代中、青年学者此时开始崭露头角，在“阅读图谱”中渐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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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正琳

　　1980年我33岁，属于文革十年“蹉跎岁月”的一代青年人。对于我们这一代爱读几本书的人来说，70年代末发生了几件冲击力很强的事，直接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80年代的阅读生活。

　　先是1977年恢复高考，大学校园里涌进了一批特殊的大学生；继而有1978年部分中外名著开禁，在全国若干城市中出现通宵排队等候买书的景象；紧接着是1979年《读书》杂志复刊，第一期第一篇文章题名为《读书无禁区》。恢复高考摧毁了流行十年的“读书无用论”，又开始有了靠读书求衣食、奔前程的可能。只不过80年代初那批特殊的大学生刚从“革命年代＂过来，还没来得及领会“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部含义，因而更多认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读书人形象。纯粹个人的动机一般羞于表达，他们采用的公众语言容易流于“宏大叙事＂。但这种“宏大叙事＂鼓励非专业同时也非消遣的阅读———出于某种关怀、某种使命感和某种精神追求的阅读。或许可以把这叫读书求大用，它是“文革”时期就不相信“读书无用论”的一大批人怀藏已久的一种冲动，而80年代似乎给了他们实现这种冲动的一次机会。

　　其实“文革”时期也有过不求有用只求精神享受的阅读，但由于我们的精神生活少了(举例说)爱默生或梭罗的那份从容，阅读时总带着某种紧张，就像一个过分饥饿的人进食时那样。这种紧张被带进了80年代，囫囵吞枣的现象就难免发生。当然，潮底下总有流，峰回路转地到了90年代，一批专家学者已经造就成型。这是恢复高考最为结实的成果。那种非专业同时也非消遣的阅读退潮了，也许是永久性地退潮了。倘还有，则多半可能是一种纯然私人性的阅读，不再属于“声声入耳＂、“事事关心＂一类。至于图书开禁一事的意义，首先是拯救了万千“饥民＂。已然“发育不良＂者固难完全矫正，再年轻一些的就受益无穷了。出版界、报刊业恢复生机，可读的东西当然不会止于过去已出版过的经典名著。只可惜80年代文化生产力还过于薄弱，所以“饥荒年代＂并没有迅速过去。单纯从阅读者的角度看，原创的作品总嫌太少，质量高者就更为稀缺。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轰动效应＂，承载着推动“思想解放＂的历史功能，满足的则是阅读者的某种关怀。与之相呼应的是某些见于报刊的理论文章。学术著作的问世尚有待时日，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许是唯一的例外(问世很早且质量很高)。靠编译引进西方新知识新观念的做法也应运而生，只是都很皮毛、零碎。到80年代中期开始有成批的译作出版，但也并非很有系统。而且，看似新译，实则多为＂补课＂之举。引进的西书中极少有当代的新著作。那几年呼声最高的尼采哲学、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都不是什么最新舶来品。此外，实证性社科类的著作引进较少，法学著作似更少。……凡此种种，到90年代都有所补正，然而人们的阅读心态已整个变了，不是追求实用就是追求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