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克杰伏法了！”本是家喻户晓的消息，人们却仍奔走相告，因为民意激扬民心共震。“成克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因受贿犯罪而被处以极刑的职务最高的领导干部”。连西方舆论都说“表明了政府根除腐败的决心”，我们怎能不受到鼓舞，增强反腐倡廉的信心。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封建专制皇权至上的人治社会只能是仁人志士的呼声和草民百姓的幻想，而今成为现实。不仅成克杰，传媒报道，十年来已有二十一个省部级以上大贪官受到刑当其罪的法律制裁。然而，“与庶民同罪”之后我想，这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全部涵义麽？

　　成克杰为得“好处费”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他与谁“平等”？即使有法律规定的事又有谁能跟他“平等”？城区好地段的大片地皮他想给谁就给谁，已经有关机构评估的地价他说压下来就压下来，他要把工程给“关系户”竟可以推翻招投标的结果，他让贷给谁款“联系”一下银行就慷慨从命，他想赏谁个官职“打个招呼”就能如愿以偿……

　　总结教训，从主观上说他“本应如何如何”而他却“偏不如何”；从客观上说应加强对他监督而事实说明监督乏力以至无效。

　　我们不妨“旁及”一回。试想，在成克杰干那些龌龊事时，肯定有据理抵制而“顶不住”未能制止了的，有背后咬牙切齿而摆在桌面却碍於情面的，有畏官惧权、暗气暗憋而噤若寒蝉、装聋作哑的，有迫於“压力”逆来顺受的，大概也有溜须拍马作“顺水人情”抑或助纣为虐的吧？再想，成克杰凭什麽一路“斩关夺隘”竟能办成那麽多违法悖理、常人想也不敢想的事？记者问他的情妇李平：“你让成克杰办那些很难办的事，不觉得难麽？(大意)”李答：“……并不难，他打个电话就敲定了，就这麽简单(大意)。”这，让人思索权力与人治扭在一起的“魔力”。

　　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当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写的是“法治”；当提“加强法制建设”时写的是“法制”。“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治的涵义是法律的运行状态和过程，表达了支配与服从的关系必须在法律的规范之下，不允许有法律之外和法律之上的特权；而法制是个静态的概念，是“法律制度”的简称，健全的法律制度，是实行法治的条件，而有了“法制”却不实行“法治”，还可能出现“人治之下的法制”。传媒报道不是说成克杰“置规章、制度、法律於不顾”麽。法治与人法是对立的。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只是官员犯罪事后以“同罪”予以刑罚。更主要是一切权力要依法设立、依法取得并依法行使，受法的约束和监督，即使掌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亦然如此。这样，凡事“宜付有司”，各司其职的官员才能依法“平等的”捍卫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公民才能有“说理的地方”，依法“平等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使公共权利和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只有实行法治，让有效的监督贯穿於权力运行的全过程，才有平等可言。

　　再“旁及”一回。在承认法制还不够健全同时，不能不承认人们的陈腐观念也在作祟。成克杰干坏事时明显违法并侵了别人的权，当事者知情者面对权杖在握的“庞然大物”是怎麽想的呢？蒙在鼓里的群众是不是以为“成主席”权最大“说了算”是“当然”的，好歹只能寄希望於他的思想觉悟呢？总之，权力的权威和法律的权威这两个砝码放在心里的天平上究竟哪头沉呢？似乎“上官”自恃特权“吐口唾沫就是个钉儿”，而“下官(民)”只有惟命是从的份儿。

　　在社会生活中和人们的思想上，权力崇拜的传统观念和人治的习惯还有相当影响，在全社会树立法律至上观念和法治意识，是提高干部和公民素质、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反腐败也不能靠“救世主”。（谷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