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写过《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一文，讲述三十年代苏联“大清洗”时，两位天文学家因“夜半铃声”误以为大难临头、“清洗”到了自己头上，结果先后丧命的“故事”。文虽不长，却还有一定反响，颇出意外。当然，没有经历过那种恐怖岁月的人们，大约很难体会到它的真实性。近来读前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六十年代写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海南出版社1999出版)，发现他也在多处提到“夜半铃声”，可为前文佐证。

　　1937年末，爱伦堡从西班牙内战前线奉调回国工作，现实的严酷、恐怖远远超出他的想象。一批又一批人不断被“清洗”，他认识的不少外国革命者也未能幸免，他任职的《消息报》社各处室的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往往今天刚被任命明天就被逮捕。对当时的“日常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爱伦堡作了细致的描绘，为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当他向一些熟人打听另一些朋友的下落时，大多数人只是摆摆手，有些人索性匆匆走开。人们尽少与外界往来，朋友之间也互相提防，甚至断绝往来。一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说：“现在一个人只能同自己的妻子说知心话，而且要在夜里用被子蒙着头说……”尽管十分小心，这位朋友不久也被处决。爱伦堡这样写道：“在我的熟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相信明天，许多人都准备了一只装着两套内衣的小皮箱”，随时准备一去不返(中卷，第412页)。书中多次提到人们夜里对电梯、电铃声的恐惧，说明恐怖到了何种地步！“大清洗”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所以深夜的任何“动静”都使人神经高度紧张。1938年在他住的楼房里，“每天夜里人们都倾听着电梯的声音”，所有人这时都紧张万分，生怕是秘密警察来自己家中，后来他们要求晚上关闭电梯，免得家家紧张，无法入睡。连他自己也不例外：“在1938年3月间，我常惊恐不安地倾听电梯的声音：当时我想活下去，同别的许多人一样，我准备好了一个装着两套换洗衣服的小皮箱。”但在二战后开始新一轮清洗的1949年3月里，“我没去想衣服，而且几乎是无所谓地等待着结局的到来”，每夜都等候着铃声”(下卷，第307页)。在二战时曾任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著名前苏联外交家李维诺夫是爱伦堡的好友，爱伦堡写道：从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经常把左轮手枪放在床边的小桌上--如果深夜听到铃响，他就不再等待以后的事了……”(下卷，第441页)。大名鼎鼎的李维诺夫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只有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过的人，才能对这种恐怖氛围有如此细致的感受。因此，爱伦堡不无“庆幸”地写道：“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有一些日子甚至从朋友们的口述中也很难了解，需要亲身体会。”(中卷，第411页)。不曾身临其境者，的确无法想像这种生活恐怖、可怕的程度，或许，这便是某些历史迅速即被忘却的原因。(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