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女童受教育权的突破性进展，可从三个角度评价。第一，从法律上看，我国已颁布的宪法、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和新刑法中，都有专门保护女童权益的条款。而且，法律的内容涵盖了女童发展的全过程，从各个方面保障女童受教育权的落实。第二，从法规上看，1992年国务院制定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儿童工作纲领———《90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1995年又制定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均依据国际公约和我国法律条款，对女童的受教育问题做出规划提出措施。为促进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女童教育的进展，1996年原国家教委在制定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明确：要缩小女童和男童、城市和农村、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其他地区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差距。第三，据有关统计表明，我国女童的受教育率，解放前是20%，而1997年女童入学率已达到98.81%，男女童相差仅0.21个百分点。我国女童的受教育权得到大面积的落实，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为我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人力资源的基础。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女童教育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在贫困、边远、民族地区、女童教育权受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

　　第一，受损女童的绝对数庞大。我国人口基数大，因此女童未入学的绝对数是以百万为单位的。1997年，全国未入小学的学龄儿童是146.10万，辍学儿童59.54万，总计不在校儿童205.64万。

　　第二，西部地区女童教育权受损突出。1996统计表明，广西、重庆等11个省、自治区，失学女童55.69，辍学女童36.09万，占全国不在校女童135.41万的67.78%。

　　第三，少数民族女童教育权受损更为严重。我国多数边远省份，聚居着几十个少数民族，由于历史原因，经济落后导致了文化落后。少数民族地区女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直接结果是少数民族女性文盲的大量增加。

　　第四，有文化的女童也是处于低知识层。贫困地区女童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因此年级越高，女性比例越低，能够完成初中学业的为数不多。

　　造成女童教育权受损的主要因素有：

　　社会原因。漫长的封建社会遗留下的男尊女卑的恶劣影响仍然存在，如“男孩上学堂，女孩子喂猪忙”的意识，使红瑶女童直到90年代才开始上学，但入学率仍然较低。

　　经济原因。到目前为止，我国仍然有4500万的贫困人口，在生存条件很低，温饱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又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支配，贫穷与落后制约了女童与男童一样受教育。经济因素从负面影响了家长对女童受教育的决策。

　　教育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教育普遍存在着单纯追求升学率、教育内容脱离实际的问题。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目前又不可能大批升学，结果是一大部分学生在小学、初中或高中毕业后返乡。然而，他们仅有书本知识，无实用技术，人们嘲笑其是“种地不如老子，养猪不如嫂子”。家长和孩子看不到上学的直接效益，失去了上学的兴趣和积极性。

　　政策原因。1985年以来，全国推行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新管理体制。它有利于发达地区的政府和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出现“衣食足，教育兴”，有效地促进了这些地区教育的全面发展与提高。但是，西部地区地方财政薄弱，基本是吃饭财政，很多地区干部、教师的工资和医疗费都难以保证，支持教育的经费十分有限，加上历史欠账多，积重难返，造成农村教育设施落后，学校分布不合理，入学机会短缺，女童成为这种状况的直接受害者。

　　结构性短缺的原因。我国普遍教育经费比例偏低。1983年，我国初、中、高三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分别是38%、40%、22%，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49%、31%、20%。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对女童受教育权的法律思考

　　我国女童受教育权的保障机制正在从伦理型向法制型转换，与我国依法治理国家事务的进程同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保障功能虽然明显增强，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女童受教育权的法律条款带有较多的宣言色彩，措施与惩处条款乏力。

　　我国对女童教育权益的法律保护体现在近年颁布的专门法条中。细观这些法规，虽然规定了儿童和女童在接受教育中的法定权利，明确了有关方面的法定义务，体现了法律对女童的保护性规定，但也有明显的缺憾。女童受教育权需要法律的切实保障，需要操作性强的措施保护宣言性条款的实施；需要严格的执法监督保障法规的实行。

　　女童受教育的法律条款仍有盲点，大龄女童问题凸现。国际社会对儿童的界定是0—18岁的孩子，其中12—18岁为大龄儿童。目前，失学儿童分布在6—18岁的儿童中。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的特点，大龄女童一旦超过适龄儿童的入学机会，便难以在“希望工程”和“春蕾计划”的资助下入读小学一年级。另外，我国扫盲对象为15—45岁的青壮年，不包括12—14岁的失辍儿童。加之，大龄女童辍学率很高。这些女孩子成为教育的盲区，她们在贫困、无知、愚昧下，将走向早婚、早孕，她们不但是低素质的家长，而且是下个世纪中国文盲大军的主体。我们必须用抢救性的态度，采取有力的法律手段，对待大龄女童问题。

　　法律意识薄弱，影响法规的实施。

　　依法治国是我们的治国方略，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它要求自己的公民逐步培养起一定的法律意识。否则法律上的平等就难以成为事实上的平等。贫困地区的家长普遍存在不知法亦不懂法所产生的违法行为；干部中存在知法不重视、违法不在乎的行为，这些现象和错误的认识成为某些地区女童教育权受损的因素之一。

　　要将性别意义纳入法规决策的主流。“性别意识纳入主流”是国际社会提出的男女平等观念，意思是决策中不能产生对性别不利的影响。

　　要将操作意识纳入立法者的视野。

　　要将综合治理作为实现女童受教育权的根本途径。从根本上解决女童教育中的问题，需要立法和执法部门、教师和家长及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作者甄砚 单位：全国妇联本报刊登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