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肯定的是，为了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尽快摆脱福利型模式，人们需要为接受高等教育付出相应的经济成本。

　　但是，决策部门还是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控制高校收费过高上涨的迫切性。

　　误区：收费杠杆拉动经济

　　应当承认，这样一种观点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学收费的上调可以“拉动人民群众的教育消费”，从而在短期内拉动经济复苏。

　　一个简单的数字测算成为这一观点的依据。如果我国高校招生量增加一倍，新增学生一律实行自费且每年支付学费1万元，那么，高校每年可多收学费200亿元，学生在校消费也将达到40亿元，总额超过240亿元。加上相应带动产生的间接支出，这240亿元可以拉动起近1000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

　　与此同时，子女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城镇家庭储蓄的主要目的、很多父母最为看重孩子的前程，尽管辛苦积攒的储蓄需要应付购房、医疗和养老等方方面面的开支，他们最终还是要为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打开捂紧的钱袋。即使从最保守的程度估计，全国居民潜在的教育费用支出每年也达250亿元，大致相当于目前的全国教胄总经费。

　　然而，有关学者对此明确提出异议。北京大学教授魏新指出，虽然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进而可以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利用教育刺激经济的短期增长并不可行，除非我们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

　　魏新教授说，有些经济学家忽视大部分储蓄属于少数人的事实，仅凭宏观推算就认定扩招涨价能够拉动消费，这无疑等同于想当然。为了让孩子上大学，家长只能把其它消费降到最低点，重归“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老路。这样下来，用教育高收费拉动经济发展岂不是镜花水月？

　　现状：门槛还是变高了

　　当然，对于最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来说，拉动经济还是一个相对遥远的问题。如今，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大学的门槛变高了。

　　2000年，全国高校的平均收费水平在4000元到5000元之间。相比之下，我国1999年城镇居民人均收人不过5854元，农村居民人均收人不过2210元。这就是说，需要两个农村居民的年收入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要知道，这还不包括学生在校期间的其它花销。

　　北京大学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陈胜胜来自山西农村。这位去年的全省文科状元说：“如果不是因为成绩突出能够得到一些资助，我就很难上大学。今年，我弟弟也参加高考，没有意外的话肯定也会考上。这样一来，每年我们家需要支出1.7万元左右，这个压力太大了。”

　　一位女儿今年考大学的北京家长告诉记者：“从孩子上小学起，我就每年尽量多存些钱，准备将来供她读大学。尽管我总是对女儿说她上大学的钱早就准备好了，可是，想想这几年企业不景气的状况，看看今年高校学费这么大的调整，我心里难免有些着慌。”

　　据了解，中国目前600多万名在校大学生里，将近六成来自农村。对于这些生活原本便不富裕的家庭而言，学费调整带来的压力可想而知。

　　作家何建民写过一篇关于贫困大学生的报告文学，并且精心地把这部作品定名为《落泪是金》。他坦率地告诉记者：“如果把学费再增加30%，可能意味着又有一部分人陷入更加困难的窘境。”

　　隐忧：公正的路有多长？

　　一些有识之士担心，在高等教育变成一种能够购买的“消费”以后，社会公正将受到金钱的侵害。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所长蒋鸣和认为，教育需要市场，但是，教育绝对不能完全市场化。如果市场化的观点主导了政府教育决策，我国的高等教育便可能成为少数富人的专利。

　　今天，通过上大学跳出农门还是许多农村孩子改变贫穷命运的途径。如果学费依照目前的幅度继续上涨，法律赋予的教育权将最终变成只有富豪之家和小康人家才有可能享有，贫家孩子凭借接受教育改变生存环境的梦想也将被贫穷粉碎。

　　有关人士透露说，考虑到未来上大学的开支，一些贫困家庭出现了让孩子及早辍学的迹象。长此以往，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将受到损害，进而影响国民素质的提高，对国家和社会都没有好处。

　　事实上，尽管一些贫困学生最终支付学费进入大学，随后的日常生活也往往出现很多问题。一位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出外打工维持生活，学业受到很大影响。他说，我是学工科的，有许多实验要做，耽误几节课就很难补回来，这样的生活实在太累了。

　　庆幸的是，有关部门已经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为每一个贫困学生开辟绿色通道”成为诸多高校共同的目标。与此同时，银行方面全力简化国家助学贷款的繁琐手续，学生只需与银行签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就可获得贷款。

　　所有这些，都让贫困学生感受到了希望的气息。(据《工人日报》7月24日余勇文）（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