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办高校有20年的历史、1240所学校、118万名在校生，但生存空间仍非常狭窄。

　　对于命悬一线的高考考生而言，刚刚走出考场，就连续看到高考舞弊案的曝光，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黑幕”、“震惊”等字眼一时间在报章上铿锵作响--尽管事实的揭露只是印证了人们的一贯认识和猜测。

　　--科场作弊固然反映了考风的纲废纪弛，但同时也暴露了教育资源的极度短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占世界教育经费总和的1%。与之相应，中国的高等学校毛入学率是10.5%，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50%以上，甚至达不到一般发展中国家的15%。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严重匮乏与以高考为导向的基础教育之间的矛盾，一直被执法严格的高考独木桥所勉力维系。但显而易见的是，这座二十多年前修就的桥已经有些不堪重负。

　　--因此，这样的数字是令人吃惊的：中国的非学历高校已有1240所，在校人数高达118万人，这无疑已构成了一块庞大的体制外教育资源。事实上，这支教育的非正规军在边缘地带已发展了近20年。

　　草根大学

　　--地处北京市海淀区的培黎职业大学背后紧靠着中国人民大学，学校的主体是一排租来的二层小楼--既包括校部也包括部分教室，总体看上去很像一个乡间医院，格局狭促而简单。与记者约好九点钟见面的常务副校长许根琬迟到了一会儿--到某中学洽谈招生的事儿去了。

　　--成立于1983年的培黎大学，到目前仍然在四处打游击。学校在海淀区布有五六个教学点，一些是已经停工的工厂，或是干休所，还有的是在空地上盖的临时性建筑，最近又在香山脚下的红军公园租了一块地皮。尽管是见缝插针，也要付相当昂贵的地租——每年大约是500万元左右，这占去了学校收入的三分之一。

　　--就这样一所无立锥之地的大学，成立以来已经走出了一万多名毕业生。1999年该校通过国家文凭考试的学生有200多位，居北京市民办高校之首。其中一名击败众多名牌院校对手在网站就职的学生还给学校发来了感谢信，让许校长激动了好一阵子。

　　--建国后的民办高校发端于1982年，担任过国务院参事当时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任职的李逸三老人发现，一方面，公办学校的数量不足以满足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其中的很多教师却工作量不足，因此借鸡下蛋，成立了旨在职业培训的中国社会大学。直到目前这一模式依然被沿袭着。

　　--像培黎这样“老牌”的民办高校，基本上没有什么原始投入，完全靠学费等流动资金滚动发展。这里面有一个弊病，就是永远形不成有效积累，“一年就剩一二百万元，校舍、师资队伍都无从建立。”目前培黎的老师都是从邻近的公立高校聘来的，多数是退休职工，“我们的教师聘任年龄严格控制在65岁以下，在职教师不得超过70岁”，这是培黎力所能及的保证。

　　--有鉴于此，后来的民办院校纷纷开拓了各种筹资渠道。北京华侨大学抢在金融风暴前从华侨手中找到了一亿元左右的资金，盖起了自己的校舍。随着“教育产业化”逐渐深入人心，揣着钱找地方教育部门的企业家也并不少见，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学校只是他们心目中的一种投资工具。

　　--另一种民办大学的性质比较含混。今年温州大学(公办)将下属的五个二级学院交由五家企业投资主办，大学的所有制已趋向混合。目前温州市政府还准备成立一家股份公司，拟向每个学院投资3000万至5000万元，计划三到五年向社会筹资3亿至5亿元，投资所得与学校7：3分成，预计投资者在八九年间可收回成本。这种“公立民办”的学校因借用原大学的无形资产，因而更加天宽地阔。

　　--此外还有所谓的民办公助。号称有万名在校生的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稍稍有些特殊，因为他们曾经在建校之初拿到过数笔政府资助，该校最初的教学楼就此平地而起。这可被视为“民办公助”的一种变形。由于该校地处人大南侧，许多人大学生就抱怨说，食堂里到处都是科经管大学的学生。

　　--这些学生都是民办高校千方百计挖来的。由于挤不进高考招收计划，考生在填报志愿时是看不到民办高校的。培黎等学校只是在《中国青年报》和《北京教育报》上露嬥露脸，更为直接的办法是通过“招生贩子”去拉，每招一人，“招生贩子”可拿到200至600元的提成。这样，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成绩不理想的学生往往在高考前就已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这种招生方式显然鱼龙混杂，有人戏称“除了骗子是真的外，什么都有假的”。

　　--从资金到教师、学生，民办高校都带有拼凑和组装的痕迹，这种先天不足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从80年代起，许多企业和个人与民办学校建立了挂靠关系，以分教学点的方式介入民办高校。这种做法不仅绕过了“教育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有关规定，转移经费乃至卷款而逃的情况也频频发生。1988年培黎大学就因为分教学点的不规范而停办了数年之久，直至1993年才恢复正常。

　　--然而市场的力量如此不容忽视。时至今日，民办高校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公办学校的1000所，同时由于贴近市场，民办高校在一定程度上还占有竞争优势。比如在课程设置方面，会计电算化专业就是从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中发展起来的，目前已无处不在。湖南的一项调查表明，72.8%的民办学校的专业设置是社会急需而公办学校匮乏的。因此在某些地方，甚至有了被公办学校录取的学生转而投奔民办高校的事例——尽管还很少。

　　不谈斯坦福

　　--“民办高校”，其实与改革之初的个体户、非公经济一样是一个笼统而方便的称呼，比较严肃的提法叫做“社会力量办学”。这种社会力量既包括私企、个人也包括国企、中外合资企业，总之是财政外投身教育的诸种力量。

　　--尽管宪法规定，很多社会组织都拥有办学权，但在1997年原国家教委颁布的最具效力的政策性文件《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中，民办学校的发展方向和自身定位本身都缺乏足够的清晰度。作为一支教育新军，庞大的民办高校队伍仍然在摸着石头过河，民办学校的历史定位和自身定位也显得莫衷一是。

　　--这种不统一甚至直接反映在管理部门自身的文件上。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发展民办教育，而其重点恰恰是非义务阶段教育。而在《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中，严格控制发展高等教育的规定仍未被修订。

　　--事实上，对于民办高校的节节催生，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就一般情况而言，北大高等教育研究所王蓉博士称，民办教育的发展源于四种推动力：一是市场过度需求，而公帑不足以支持；二是差异需求，指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和公立学校能提供的产品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荷兰的私立教育多是因宗教文化而生的；第三种是精英教育需求；第四种是对公立教育的不满，社会需要更有效率的替代品。“在中国，这四种动力几乎同时存在，其中最主要是第一种和第四种。”

　　--以浙江温州为例，到2010年，每年高中毕业生将达到10万人以上。在需求过剩时代，这块市场显得有点扎眼。因此在很多学者眼中，民办高校的诞生适逢其时。王蓉认为，民办高校不仅仅是一种公办学校的补充，更是与公办学校同样重要的力量。由于民办高校是非政府力量提供公共产品，因此本身就是教育机会公平性的体现，有关部门的当务之急，是调查决定采取何种激励手段。

　　--针锋相对的提法是“民办高校并不构成高等教育的主体”。教育经济专家、北大方正副董事长魏新称，由于教育机构是一种非营利组织，应是一种基于公益心而非“经济驱动”的事业性组织。在缺乏足额、稳定的资金来源时，民办高校只能“处于一种拾遗补缺的地位，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是，培养职业性应用人才”。教育部办公厅康宁博士也认为，民办高校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往往是在豪富巨贾的支持下(同时需要各种制度的支援，比如征收高累进税和遗产税等)才能发展，而目前我们不仅缺乏这一系列的制度，同时办学实体的急功近利恰恰反映了不仅国家财政，社会可投入教育的资源本身也很短缺。

　　--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目前多数办学企业仍然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除了前面提到的培黎外，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教育产业化”的过分强调。在这个通货紧缩的年代里，民办教育往往更多地被寄予拉动内需的期望。

　　--在魏新看来，教育产业化论会损害公平因素。事实上承担着社会资源再分配职能的教育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势群体改变生活处境的惟一通道，因此不仅民办学校，公立高校节节拔高的收费在某种程度上也破坏了这一通道。魏新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将教育责任推向社会，更为可取的办法是，政府的财力和精力应尽快从提供私人产品的领域转向教育等公共产品上来。在他看来，民办教育的规范问题更为关键，因为很多民办高校的利益驱动很可能造成新的资源浪费。

　　--无论如何，在一段时期内，民办高校的弱势地位仍将是一个现实。教育的长期性使人们看到，在中国诞生斯坦福(美国著名的私立大学之一)的土壤还远不具备。而这一基本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民办高校的前途仍有待观察。

　　平等的权利

　　--事实上，公立与私立高校的“地位斗争”主要集中在理论上，民办高校更多的呼吁其实很朴素，那就是生存权利。因为除了规模、资历与信誉等起点的不平等之外，民办大学的窘困仍然显而易见。

　　--一个病灶是文凭授予权。在公办高校，学生只要通过本校的考试即可拿到文凭，然而目前全国仅有37所民办高校拥有该项权利，而且只对计划内招收的学生(这个数字由政府主管部门控制)才能授予，其余的1000多所学校的大部分学生必须通过自学考试和文凭考试两种考试。自学考试由国家统一组织，而文凭考试则把1/3的课程考试权下放给了部分民办高校，这种权力是1993年15所高校争取到的，目前也仍然是100多所院校的“小灶”。在这种情况下，民办高校的全部精力几乎都投在了应试上，北京某所民办高校一学年只有三个学生拿到了文凭，这对它的生存当然构成了威胁。

　　--对于民办高校而言，不支持乃至歧视性政策是形形色色的。比如说《条例》里明确规定，各地方要无偿划拨土地或给予相关优惠，然而政策落到实处的却寥寥无几。而对于作为公益事业可以享受的税收优惠，民办高校也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据说今年北京市税务部门就曾打算按一般性营业单位向民办高校收税，双方目前仍然处于对峙状态。而在学生收费问题上，物价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的意见也往往各执一辞。一遇到民办高校，制度衔接总显得很缺乏。

　　--学生的遭遇亦复如是。虽然手持学生证，却往往享受不到月票优惠和车票半价。“社会舆论怀疑民办学校招收的学生是三类苗，教师又不稳定，怎么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学生？”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瞿延东副司长对此很是不平。

　　--事实上，《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条例》中的“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在实际贯彻中已经变成了“鼓励和支持少见，引导和管理常来”。

　　--然而，不公平的遭遇也很难以一句“歧视性待遇”而盖棺定论。专家告诫人们，从计划时代走出来的公立高校也处在转型期间，传统的特权包括学位授予权是要逐渐走向消亡的，这并不是民办高校的争取方向。否则的话，民办高校将不过是对公办学校的简单克隆，无助于教育体制改革。

　　--就文凭发放而言，事实上公办高校也面临着学位改革，即学历和学位应该成为学校的学位，而不是教育部颁发的学历学位，颁发资格须由教育部或相应的行业中介机构认证。届时公办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差别将是市场认可的教育水平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民办学校的学历虽然很难与北大相比，但与一些师专类的院校是可以一较高下的。同样的问题还有教师职称的评定，事实上一些公办院校教师职称的评定资格已经被上收到行业协会性的组织上了。当然在改革未果之前，这些都是民办高校不得不承担的制度成本。

　　--无论如何，很多民办高校“不花国家一分钱”，为社会培养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人才。因此，改革成本的重担不能完全落在民办高校稚嫩的肩膀上。事实上，在练好内功的同时，民办高校更需要尽可能公平甚至积极的政策环境。

　　风物宜长

　　--1999年2月，广东省宣布取消了向民办高校收取储备金的做法，原因是系统性风险过高。这种做法的基本思路是学校向每个学生收缴15万至30万元的教育储备金，用以学校自身的发展，在学生毕业时或更长的期限内退还。这种方法，一度被视作民办高校快速积累的捷径。

　　--作为准公共产品的民办高校的发展，似乎已经落入了一个改革惯有的连环套中：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得以盈利为目标”，就无从吸引社会资金；而以盈利为目的的高校又不是办教育的初衷，而且很容易形成学校财务管理的混乱(尽管是民办学校，然而在传统观念的压力下，最终背坏账包袱的往往仍会是政府)。对于教育主管部门而言，规范与发展是永恒的两难。就民办高校来说，这一问题集中在财产所有权与控制权的下放上。

　　--按照现行的教育法规，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不得以盈利为目的。民办教育的投资者只允许在学校停办时还本付息。在国际上，高校也往往是一个财团法人，一般而言，所得利润必须全部用于教育的再发展。然而，中国的大多数民办学校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返本与分红的目标。

　　--在盈利问题上是政府管得有理还是民办学校避得有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孙霄兵认为，要研究各种不同政策选择下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问题，而不是从不许营利的极端马上走向放开限制的极端。对不同类型的民办学校应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有选择性。比如可以将民办学校分作两类，对于非营利学校不征税，营利学校则作一般性营业单位处理。而美国的经验表明，营利学校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远不及非营利学校。

　　--然而民办高校有些迫不及待。今年6月份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民办教育研讨会上，民办高校的代表们纷纷表示，希望用法律的手段规范政府和民办学校的关系、投资回报机制、学校的组织形式等问题。在他们看来，政府应该为民办高校创造一个更为正面的环境。这种意见的理论基础在于，制度环境的不完善，构成了民办教育发展的主要瓶颈，只有迅速、准确地定位后，民办教育才有可能快速发展。

　　--对此，康宁认为，政府并不掌握环境创造权，立不立法，立什么样的法，真正的决定力量并不在某个机构手上，而是在市场的自我发展中形成的。过早地人为地立法，往往不是促进而是遏制了创新的活力。在很多问题没有一致结论前，轻易出台的法律可能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届时纠正起来就会愈加困难。因此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给予一个崇高的名份，而是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空间，让各种未知因素在市场中得出结论，届时立法只是乐守其成。

　　--民办高校仅仅是教育困局的一个缩影，作为提供公共产品的部门，教育走向市场之路尤为艰难，试图通过一个突破口引向良性循环是不现实的。每一项改革都受到各种变量制约，各种政策建议都有着利益冲突，都会在市场博弈中走形。也许，对于民办高校而言，更值得警惕的是那种向政府要政策的惯性思维。(王利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