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现在中小学生的阅读质量主要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课内语文中简单生硬、枯燥乏味的部分，另一个就是日益恶化的课外阅读环境。上周末记者采访著名作家刘心武，他对此既痛心疾首，又语重心长，他认为，当前中小学生的阅读存在着极大危险，根源在于出版商惟利是图，对各种出版物中越来越严重的色情和暴力倾向不加控制。他希望，在这个方面，全社会应该达成共识，建立一条道德底线。最近，他与王蒙同时出任《课外语文》的主编，在他看来，编辑出版这套《课外语文》，是改善中小学生阅读环境的“一种建设性对策”。

　　解：对您来说，编辑《课外语文》有哪些必须遵守的原则？它不同于课内语文的独特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刘：我首先确认这一点，课外语文是课内语文的进一步延伸，应该也是个挑战，这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完全是挑战，就要否定课内语文，是负面冲击，既没有必要，也不被允许。大家的孩子都在上学，不管你对现在的教材有多少意见，它具有某种法定性质，学校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教学，学生也要在这种情况下学习。因此，它首先应该是对课内语文的一种良性的延伸和补充，但它又具有一定的挑战性，这个挑战性是良性挑战，它和负面挑战有些什么区别呢？负面挑战会使老师和学生对课内语文的教学产生动摇，这个我觉得是很不好的。社会上对课内语文改革呼声也很强，教师、学生、家长都有这个要求，包括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这个是要进行改革的。哪些可能改？《课外语文》提出了一些良性挑战。另外，还要注重经典性，经典的范围要像折扇一样逐步地展开。课内语文有时要考虑，比如张爱玲是不是一定要有，这样的犹豫我觉得是合理的，对于语文教学，要慎重是对的。但我们可以把他展开，比如说张爱玲、林语堂、周作人。这种东西我们把他展开，对于学习语文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包括鲁迅，还是要选，但课内语文往往不考虑他的有些东西，比如我们就选了他的《死火》，这是在《野草》里经常被忽略的一篇文章。还有《过客》，是个边缘文体，既是散文，又是杂文，又是戏剧，甚至可以说又是小说，又是故事，这种文字的灵活性，我们的前辈做过足够的努力，即便鲁迅，他也有被遮蔽的部分，我们就是要把这部分展开，看能不能体现一些良性的挑战作用，使以后的语文教学在经典上眼界更开阔一些。

　　解：在这套书中，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在选择上有比例没有？

　　刘：这在过去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得了的问题，我们则松驰下来，不去死算比例，而完全根据中学生在某一个年龄段，他的心理和文化的接受能力去考虑问题，所以有的分册外国翻译作品就特别多，有的就少，不是按比例算出来的，完全按照内容和语言的特点。为什么这里面翻译的文字比较多？相当多，而且涉及的国家呀，民族呀，地区呀，历史阶段也特别多，为什么？我们研究以后达成了一个共识，拿当代中青年作家来说，你问他们创作受谁影响，他们经常提到的都是外国作家，他们一般都不阅读作品原文，大多数阅读的是翻译作品。这就是说，翻译早已融入了中国语文的系统，包括白话文的成长过程。所以说，翻译作品在编语文教材时不应予以特别歧视，它已经转化为很好的中文了，就是我们中文海洋里面的一部分了。这样来看问题的话，心理负担就没有了，就不会焦虑了。这也是一种良性挑战。

　　解：我最近听到一些对这套书的批评，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教育部门正在提倡减负，可有人却在做《课外语文》，别人在减负，他们却在增负。您觉得这套《课外语文》和课内语文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刘：这个问题也是我在答应做这套书的主编后最先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我主张在提示上和后面的“思考与练习”中，一定要增加消遣性和娱乐性，跟考试呀、标准答案呀，都无关或关系很少，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做得还不是很够。但它和应试没有关系，说是导读，也只是仅供参考，比较注意趣味性、消遣性、娱乐性。再有，减了负担不是说就待着，阅读是不可避免的，但确实要警惕，搞不好会加重学生负担。不过我想这个可能性也不大，哪个学校会把这套书当成正式的课本呢？它还是靠自愿购买的。

　　解：在养成较好的读书习惯这方面，您能不能给学生们提一些忠告？给他们一个好的习惯，可能比给他们一百本书更有用。

　　刘：现在的问题是选择图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连咱们到书店都感到“晕菜”，真是茫然得很，因此，给他们一些线索还是有必要的，他需要你告诉他，哪些书可以考虑。我们这里选了某一位作家的一个作品，他如果喜欢，可以找到这个作家的其他作品买来看。有些东西是被遮蔽的，我们要做的是，把这种遮蔽的东西打开，养成他们独立阅读的一种习惯。(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