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青年》周刊上看到一篇杜宪的专访，记者问她为什么要把女儿送到国外上学，杜宪说，“我们是被逼无奈”。因为中国的老师太关心分数了，孩子们太累了，与成绩无关的某些天赋往往被埋没。杜宪的这番话，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深有同感。

　　“文革”过后，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选拔了大量人才，并在我国教育事业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起到了调节阀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情形的转变，应试的弊端日益暴露，由于高考这一“龙门”的存在，所有的鱼从很小开始就练习跳高，而放弃甚至忘却了鱼类应该享受到的快乐。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人大多拥有一份这样的中小学经历———十数年大好光阴，除了死记硬背单词、公式、年表、地貌、物产等随处皆可查阅的“知识”之外，思维训练、应用能力培养等最重要的方面几乎都是空白。毫不夸张地说，应试考试不光扼杀少年儿童的天性，也培养了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书呆子”，这些人走入社会之后，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调适期。

　　“减负”和“素质教育”是这两年的时髦词语，它们针对的就是应试教育和死记硬背。山歌好唱，要落到实处却并不容易，尽管孩子们的书包由单肩背变成了双肩背，书包的分量却似乎并不见减轻。令人惊奇的是，新学年伊始，好消息就不断，一是有报章称，今年高考录取生里，分数高的考生很少是“书呆子”，而大多是一些活泼好动、思维活跃的学生，这说明高考题目真正挠着了痒处；二是本报记者发回消息，新的中小学课本不光皮儿好看，其内容也是累着了教师而放了学生一马。高考出题方向和学生课本内容的双重变化，将极大改变课堂面貌。

　　然而，从现在起就开始乐观未免为时太早，应该看到，仅有课本内容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更重要的环节———教师的授课方式也面临着改革，它的迫切性甚至超过了授课内容本身。我讲你听，课堂上鸦雀无声；我出题你做题，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只要这种“古老”的授课模式不改变，再好的经也可能被念歪，学生的负担还会以种种变形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的教育机构应该看到改革授课方式的重要性，应该抓住课本“变脸”的契机，大力推行“师道”改革，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试点，可以试办“教育特区”，应该鼓励教师们以更科学、更符合少年儿童天性的方式来“传道授业解惑”，到那时，杜宪们也许就不用流着眼泪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了。（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