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个暑假，因孩子要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上大学的家长们疲于奔波，托人求情、备钱借钱，请客送礼……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孩子能挤进赫赫有名的重点学校。这一时刻的家长讲的最多一句话：“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上。”

　　这是一组家长报的数字：一所一级一类的幼儿园赞助费在7000元至2万元不等；重点小学2.5万元至6万元不等；重点初中3.5万元至8万元不等，中考落榜生要想择进重点高中，以分数划线，最底线要交到3万元。进高校原本是以考分划线录取的，但家长们却四处托人，十分坚持地告诉记者，各高校都有机动名额、只要孩子达到最低录取分数线就可点档(指名要某人档案)权利，这笔费用多则数十万元、少则三五万元不等。

　　零点公司的调查表明，孩子教育已成为中国国民关注的第一热点。在许多行业都处在供大于求的今天，教育被视作最看好的买方市场，经济学者更是将其视为拉动内需的经济新亮点。提高义务教育类的学费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内容之一。择校现象更从几年前的隐性“交易”逐渐转为公开“竞标”，择校费标准也因而节节攀高。而这也被自然地列入教育产业化的内容之中。

　　学校依据什么开出择校费？教育成本。但实际从幼儿园到大学各名校所收的择校费，都远远高出了培养学生的实际成本。因为择校费属赞助教育性质，无论是交5000元还是5万元，对于希望自己孩子接受良好教育的家长而言，完全是一种自愿的赞助行为。当然，多少因教育产业化发展的影响而带来的“随行就市”势头以及因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电脑派位入学的政策执行，无疑为择校费的陡增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今天的家长真备有这笔教育支出？据统计，在我国总人口中，最富有的人士仅占3%。1999年底，我国一般城镇居民三口之家存款只有2万元左右。如果他们以后每年存款余额增长率都能保持在1999年的11.6%，4年中总共增加1万元，加上原有存款，共3万元。这储蓄只是用于子女教育的假设上。实际上，城市居民的储蓄目的，除用于子女教育外，还包括用于自己及家人的意外急用、医疗、养老、买房、应付失业等。即使在上海、广东、江苏这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市民，也只有近50%的家庭每年承受教育消费能力在3000元以下，四分之一的家庭承受力在4000元至5000元以下，这还不包括城镇人口中数量越来越大的下岗贫困群体。应该说，城镇居民所能承担的远比实际支出的低。

　　既然家庭收入水平远承担不了孩子从幼儿园一路择名校至大学，为什么家长却仍要节衣缩食，东借西凑地让孩子择名校？一位在机关工作的家长，有些无奈地对记者说：“即便砸锅卖铁，向亲戚朋友借，也要让儿子上名校。不择校那怎么行？现在明摆着事实是，上不了好小学就上不了好中学，上不了好中学就上不了好大学，上不了好大学基本上找不到好工作。”

　　对节节攀高的择校费，社会、经济、教育各界人士看法不一，众说纷纭。全国政协的一些教育界委员说，目前我国的中学生人均年教育培养成本为2000元至3000元，而择校费则要1万元至3万元不等，这给学生家长，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增加了孩子的压力。当孩子们知道上学要走后门，托人情、送红包时，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这种负面效应在家长和孩子心中能消除吗？

　　但也有一些社会及教育学者的意见与之相反，认为有三大现实是我们无力回避的。一是“穷国办大教育”的现实，靠国家财力在几年内大幅度改善从幼儿园至高等教育的办学条件及师资现状是不可能做到的。二是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迅速增值。谁都清楚“谁能占领知识的制高点，谁就能在21世纪竞争中取胜。”三是名校自身的“马太效应”。一所名校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功，从校风、校纪、校训到名校长、名教师队伍的形成，须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往往每到高考发榜时，家长自会发现，名校高考入学率都“技高一筹”。(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