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年前，教师节刚刚动议建立的时候，许多人，包括教师，都不免将她看作一个精神安慰性的务虚之举。当时教师待遇普遍不高，其社会地位在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中严重错位，一方面人们依然承认教师作为为人师表者的崇高，另一方面却又因其经济地位的劣势而对他们缺少真正的敬重之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教育事业的迫切需要，与教师社会地位及教师队伍严重不足的现状，形成强烈反差。中国的教育事业，确实面临严峻考验。教师节在这样特定的时刻建立，自然成为社会颁给教师的又一份荣誉。但对当时的教师而言，缺少的可能并不是荣誉，而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提高工资、解决住房、改善劳动条件等等。一个节日究竟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恐怕谁都没有真正的信心。

　　16年过去了，教师节已经不再像当初那般大张旗鼓，也走出了那种半天休假、一张奖状、两百块钱的尴尬模式，教师节作为教师的节日，确实已经有了可以开心庆贺一下的实质内容：教师待遇逐步得到提高；教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逐渐为部分求职者所向往；教师的住房条件、劳动条件正在改善，一幢幢教师公寓正在建设；一部分优秀的高校教师已经成为社会上的高收入人群……这一切的变化当然都不是16年前那个教师节所直接带来的，但却无不与其有着间接的关系———教师节在16年前的建立，表明了社会对待教师的重视，而决策者的重视，是一项事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在中国就尤其如此。

　　但即使在16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坦然地说中国的教育事业、教师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中国的教育发展、中国的教师队伍能否真正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还有艰难的路程。尤其明显的是，对教师问题的重视，及因重视而得以改变了地位和待遇的教师，仍然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大学、重点中学等教育部门的“重点”上。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在普通小学、普通中学这样的基础教育领域里，教师们的经济待遇和工作条件，恐怕依然不能令人乐观。无论地域和人口都占有绝大比例的农村和城镇，是整个社会的基础；小学、中学，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这恐怕是一种常识。而基础与“重点”的关系，应该也是常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极度贫弱的基础上力求飞速发展的社会来说，对“重点”的重视和倾斜可能是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基础就是基础，中国需要一支合格、稳定的农村教师队伍和完整的农村教育结构，以使所有的孩子都能接受必要的教育；中国也需要一支优秀的、地位崇高的中学、小学乃至幼儿教师队伍，以使每一个孩子从走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能得到健康的、合理的、美好的教育。为此，我们也许还得努力16年、32年，或者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