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秋季，一本名为《长治在腾飞》的教材在山西省长治市初中学生里，几乎人手一册，就连平顺、武乡等国家级贫困县的初中生也不例外。

　　当时30多万学生、老师和家长谁也不会料想到，这本书会在2000年10月18日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为非法出版物。

　　不但当时，就是2000年12月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长治：非法出版物挤进学生书包》一文后，12月10日记者来到长治市的时候，许多学生、家长和老师还不知道，这本有当时的市委书记题名、市长担任主编的书竟然是非法出版物。

　　事情还得从1999年3月说起。

　　当时长治市政府在国庆50周年之际，决定组织编写出版《长治五十年》。长治市委党校基础教研室主任刘宽心借担任该书执行主编之机，盗用该书内容策划编辑了《长治腾飞在今朝》一书，并弄到了一张书名填写了“长治腾飞在今朝”、印数限定5000册的“版权页”。此书在印刷前才更名为《长治在腾飞》。

　　为了此书的发行，1999年6月9日，长治市教委下发《关于下发德育教材〈长治腾飞在今朝〉的紧急通知》(长教办(1999)50号文件)，声称“本教材经省教委批准，列为我市初中一、二、三年级学生通用德育教材。每册定价8元。请各学校及时与当地新华书店发行部门联系，认真做好本教材的征订发行工作。”

　　通知下发后，由于该《通知》不便于操作，7月2日，市教委又下发了《关于下发德育教材〈长治腾飞在今朝〉的补充通知》，“要求全市初中在校生人手一册，由市、县两级新华书店根据今年秋季初中教材发行数量，随教材一同发放。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再组织征订。”这一红头文件的出台，就使该书由“征订”转化成了硬性搭配。

　　1999年长治市新华书店发行秋季教科书时，将《长治在腾飞》一书硬性搭配给了初中学校，共计119158册。

　　当长治市城区一中图书管理员声明不要此书时，书店发行科的人说，“此书市里有文件，必须要。”武乡县曹村中学的赵俊矗老师说：“去年我是初三班主任，班上40多个学生，人手一册。学校最不想要这种东西，可学校身不由己。学生不愿要，但也没办法。”

　　平顺县东寺头中学校长郭经福也有同感：“我们当时没有订这本书，可我们不理解又有什么办法呢？有钱人家不在乎这8块钱，可我们这地方穷，绝大部分孩子都不行。”在这所被曾获第一届“烛光奖”的张保红老师称为“平顺东南山区最好的学校”里，记者看到，还有许多学生用的是六十年代的破桌烂椅。

　　不但学校有意见，就是在教育行政部门里也有议论。武乡县教委主任武效先对记者说，当时就有种感觉，上面说要给学生减负，怎么又有这样一本书？

　　正是这样一本声称要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德育教材”，中学虽然进了书，但都没有上这门课。平顺县苗庄中学王副校长对记者说：“学校想抵制抵制这种书，因为学生没钱。学校也没有上过《长治在腾飞》这门课。”

　　而且在采访中，记者只听到平顺县青北中学的申老师说自己把这本书从头到尾看完了。

　　可他得出的结论是：“这本书比较空洞，有点虚张声势。实用价值低，写作水平差。”

　　如果这本书不是强行塞进学生书包，而是只摆在书店卖的话，情形又将是怎样呢？对此，武效先说：“要是我的孩子还在上中学，我是不会给他们买的。”平顺县石窑滩中学的秦海平也说：“弄这种书对我们没什么用。”

　　问题是，偏偏就是这样的书强行进了学生的书包。

　　采访时，刘宽心给了记者一份材料，其中谈到他“编写”《长治在腾飞》一书的原因时说：“当时又值党中央号召各地要采用行之有效的多种形式加强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际，所以我也想把我市改革开放以来翻天覆地的巨变编写成书告诉给青少年学生，让他们了解身边的事，从而知我长治，热爱中华，热爱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而且他认为，“我出版这本书符合党中央、国家教委关于向中小学生宣传改革开放的精神，书的内容是健康、积极、向上的。”

　　耐人寻味的是，在同一份材料里他又写道：“在去年出版这本书时受到利益驱动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到底是当时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为了牟利，就只有他自己明白了。

　　不过，我们不妨先听听社会上的看法。

　　我们在采访赵俊矗老师时，他评价出《长治在腾飞》一书的目的时，说的倒是简洁：“出书是为了利。”

　　对这件事，《长治日报》2000年12月18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也称之为：“打着‘德育’幌子，干着缺德勾当”。12月16日该报头版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指责：“官僚赚钱‘心黑’，学生负担‘腾飞’”，“非法出版物塞进学生书包引起师生共愤”。

　　当然，社会的看法毕竟只是一种看法而已。

　　那么，《长治在腾飞》一书的操作过程，是不是合理合法呢？

　　1999年6月26日，刘宽心在无出版合同、无选题审批表、无图书印刷委托书的情况下，仅凭一张没有法律效力的“版权页”，便与黎城印刷有限公司签定了《长治在腾飞》一书印刷合同，又将“版权页”限印数5000册增加到80000册，并要求黎城印刷有限公司在该书封面上印上“长治中学生德育教材”字样，而“版权页”上并无“德育教材”字样。此后又加印了40000册。这本总印数达120000册的书上却只标明印了50000册。

　　出版后的《长治在腾飞》的条形码、书号、出版社、责任编辑都和《长治五十年》一样。2000年10月1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认定《长治在腾飞》一书为非法出版物。

　　据长治市纪检委书记曹燎原介绍，《长治在腾飞》一书经新华书店销售119158册，每册8元，销售额为953264元。其中，黎城印刷有限公司非法获取印刷费222800元(含税)；市新华书店获取发行费190652.8元，代扣税金53450.84元；中国经济出版社非法获取“管理费10000元”；刘宽心个人非法获利476360.60元，除交纳个人所得税11848.60元外，净获利464511.76元，非法所得利息3151.45元。

　　该书还冒用了省教委的名义。

　　不仅《长治在腾飞》的“前言”里写着“本教材经省教委批准，列为我市初中学生通用德育教材”，而且长治市教委两次下文也都声称“经省教委批准”。

　　而山西省在2000年9月28日的一份材料却证明它从来没有批准过《长治在腾飞》作为初中教材。

　　当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刘宽心时，他说自己曾经到省教委去办手续，但没有办成，想出版后再补办。问题是，出版中学教材可以先斩后奏吗？

　　记者在对比《长治五十年》和《长治在腾飞》时发现，《长治在腾飞》一书不但内容基本上出自《长治五十年》，就连文章的小标题也大部分相同。比如《长治五十年》农业篇第五章标题为“铁牛高歌走上党”，《长治在腾飞》第二章“农业篇”的第五节也用的是这个标题。曾编辑过《长治五十年》农业篇的市纪检委干部李秋保对记者说，除了部分章节为刘宽心等人的作品外，绝大部分是在未经原编辑人员允许的情况下剽窃他人劳动成果成书的，编辑人员除了保留陈树义、张建生外，其他为《长治五十年》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的几位主要编辑人员，如马树长、郭晚珍、马书歧和我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刘静等人。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长治在腾飞》一书的五位编辑中，其中一位是刘宽心的女儿，一位是刘宽心的女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