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17年前赴日本研修的北京学生，因受日方的殴打虐待而患精神分裂症。日前终获17万元的赔偿。

　　17年了，那次赴日本修研的经历像一场噩梦，一直在困扰着今年已经36岁的高诚，17年来，高诚和他的家人历尽了千辛万苦，忍受着精神上的打击，不停地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努力着。近日，当高诚从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庭的刘勇法官手中拿到这笔17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后，激动得流下了辛酸的泪水。

　　赴日研修

　　1981年，家住北京怀柔的高诚，考上了北京市某局的一所技工学校，1983年，经过2年的学习，参加完期末考试的高诚眼看就要毕业了，就在这时，老师给了他一份赴日本研修的协议书，征求他的意见。高诚的父亲高继杰是位教师，他对协议书的内容逐句逐字进行了推敲，在这位教师的眼里，这份协议出自行政机关，条文明确，可信程度很高。自己的孩子能到日本去研修，既长了本事，对孩子又是个锻炼，这可是平时连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机会太难得了，高继杰毫不犹豫地在协议上签了字。之后，高诚在该局参加了短期的日语培训。7月7日，高诚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首都机场，登上了去日本的班机。看着直插云霄的飞机，高继杰的眼睛湿润了：孩子终于长大了。

　　但令高诚和家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之行，不仅会给高诚带来终身的痛苦，而且也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和命运。

　　到日本后，高诚和家里每月互通一次信件，从信里，家里得知高诚在一农场研修，他干的很出色，场主对他不错，家里一直提着的心也就放下了。年底，当家里得知中央领导在日本访问期间到高诚所在的农场与部分研修生代表座谈的消息后，马上觉得高诚肯定会是代表之一，一家人围坐在电视前，使劲地搜寻高诚的影子，可惜，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现他，家里人奇怪了：高诚在那儿表现挺好的呀！座谈会怎么会没有他呢？几天后，家里收到了高诚的来信，从信里感到他的情绪不对劲儿，但家里也没多想。1984年1月，家里在给他的回信中还叮嘱到：一定要好好学习，坚持学业，锻炼自己的能力。谁知时间不长，信就被退了回来：查无此人！紧接着，1月27日上午，家里就接到了某局和学校的电话，当高继杰一路小跑到村里接了电话时，听到的消息让他吃了一惊：到某局接高诚回家！

　　噩梦开始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也不说一声就突然回来了，全家人都蒙了。还没等醒过神儿来，当天下午，一辆小车就把高诚送到了家，司机告诉高继杰：他精神有点毛病，就开车走了。高继杰问高诚怎么回事儿？可他就是不说。那两天，高诚的父亲正在忙女儿的婚事，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影响不好，也不好多说什么，但他发现高诚在和亲友们的交往中，言谈、举止很不正常。等忙完婚事后，30日一大早，高继杰夫妻俩就摸黑坐头班长途车往城里赶，到某局找到有关负责人询问：为何把高诚送回来，他到底怎么了？得到的回答是：他是精神性的问题，需要观察。

　　高诚回家后的那些天，他要么就不吃不喝不说话，要么就外出不归，有一天还把自己关在屋里，拿出他在日本的照片、录音机等物品，撕的撕，砸的砸。

　　后来高继杰才知道，高诚在农场不仅挨过打，受过骂，日方长工还把他捆起来，高诚为了反抗拿镰刀，被送到警察所押了2小时，1984年1月初精神就不正常了。

　　高继杰对记者说，高诚是以研修的身份去日本深造的，可没想到在异国他乡儿子竟成了廉价长工。在日本，高诚每天至少要连续工作13、14小时，收割草、清牛圈、挤牛奶：这对于在父母身边长大，从小没怎么干过活的高诚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如果说，高负荷运转给当时年仅19岁的高诚带来的仅是身体上的疲惫外，那么限制人身自由则让刚离开父母“中国留学生”体味了漂泊异乡的孤独。劳动之余，高诚不能随便离开农场，家信既收不到也发不出。失去了和家人的联系，心中的苦无法向人倾诉，加上终日不停的劳作，高诚整个人都变迟钝了。

　　1984年初的一天，在日本身心疲惫了半年的高成再也扛不住了。割草、打捆没有了往日的利落。这一切被农场主发现后，不仅没有过来问候，而且还指使长工把他捆起来。这时什么也不顾的高诚顺手抄起身边的镰刀以示自卫。没想到，这一举动让高诚在日本警察局呆了2个小时，并立即遣送回国。而这时高成已被确认为精神失常。

　　走上法庭

　　1999年4月，万般无奈的高继杰作为高诚的代理人，一纸诉状将北京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60万元人民币。

　　被告则辩称：原告赴日研修是源于日本北海道日中友好酪农协会与我国某部外事司所签的“派遣和接受酪农研修生协议书”，我方与家长所签协议是从协议，只解决研修生家长是否同意其研修问题。有关研修生在日期间的权利义务，我方不能与日方单独交涉。原告患病后，奉某部令，我方立即派团赴日调查，井将调查情况具文向部里作了汇报。随文还提出改善研修生在日待遇的13条意见，包括要求日方牧场主为原告治病，且在治疗期间待遇不能减少等。后将原告接回国治疗。我方派遣研修生是培训专业人员，未从中获取利润，亦不存在欺诈行为，原告在日本受到的损害应由致其损害的日方场主赔偿，故不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

　　1999年12月，西城区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2000年8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

　　法院认为，高诚作为北京市某局技工学校的学生，被某局派往日本研修，在日期间，因受虐待患精神分裂症，某局作为派遣单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赔偿高诚的合理损失。如进行正常研修，高诚在日二年，可得津贴84万日元，而实际上因受其虐待，在日半年，只得津贴3万日元，少收入81万日元，故某局应赔偿其81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为71928元)。此外，高诚在精神和肉体上均受损失，某局亦应赔偿其精神损失费。因某局已改制为北京市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判决被告北京市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赔偿高诚在日津贴人民币71928元，精神损失费人民币10万元，共计171928元。

　　17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17年来，原告高诚的一切发生了质的变化，他的父亲也从中年步入了老年，相信这笔来之不易的赔偿金会给高诚和他的家人一些宽慰，但这场噩梦给他和家人所带来的损失、影响，却远远不是这些金钱所能弥补的。 (记者 邓婷 通讯员 田普晓 刘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