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欧的医生（12—16世纪）》，高建红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定价：68元
■关静潇
细读完高建红的著作《中世纪西欧的医生（12—16世纪）》，掩卷之后不禁感叹全书结构之严谨、语言之明朗，字里行间无不反映作者极扎实的学术积累和文字功底。大概也只有多年兼任翻译、编辑和学术研究的人才能写就这样既有学术意义又易读易懂的专著吧。
明畅易读并不意味着分量轻。如李化成教授在序言中所说，此书在中国当今的医疗社会史研究中是有“开拓之功”的。
医疗社会史这一学科，脱胎于传统医学史，它的建立可上溯至文艺复兴时期，但其时主要集中在著名医生的传记和他们的著作上。之后的几百年，随各时期学术范式之变迁，医学史亦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理念与方法。
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历史学家开始主导医学史的研究，将传统医史学家忽略或轻视的领域带入其中，才正式成立了医疗社会史这门学科，使其从单层次、相对孤立和枯燥的专门史转变成置于整个社会的、多维度的社会史和文化史。
这无疑是一场重要的变革。此后，医学史的研究打破壁垒，并入哲学、宗教、医学教育、人文主义等多个面向，甚至触及医学人类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小众领域，这才渐有兴盛之势。
我国学界关于医疗社会史的研究起于21世纪初，落后于西方并不算太久，且已在中国史领域和世界近现代史领域取得了一些优秀成果。
然而，“敢”涉足深究西方近代以前的医学史者则极少，因为既要对其时的文化背景有相当的了解，又要有足够的外语水平（法、意、拉丁语等）阅读原始材料，然后才能入手研究，这无疑是一堆相当难啃的骨头，定需坐数年冷板凳之恒心。所以说此书有开拓之功绝非溢美之词。
关于中世纪的一切研究都举步维艰，但因其重要的过渡性质又绝无法忽视。如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所说，中世纪的所有事物都蒙着一层面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色彩，只有揭去这层面纱，人类才能理性地认识真实的世界。
人们一度认为中世纪是黑暗和停滞的，实际上很多事物都是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悄然迂回地向前发展，医学亦是如此。回过头看，西欧医学或者说现代医学正是在这段时期告别了旧有医学模式而完成蜕变的。
对于中世纪年代上下限的划分一直未有统一标准，往往由所研究对象的性质来定。本书作者将范围限定在12世纪到16世纪，正是西欧医学发展的重要期和关键期，涵盖学界通常所说的中世纪盛期、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
之所以选择12世纪为起点，是因为彼时大学在欧洲兴起，医学教育亦开始实行，医生的培养逐渐制度化，内科与外科的区分也越发明显，从那时起，医学教育便从修道院医学走向了学院医学。而14世纪、15世纪不但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和探索期，亦发生了肆虐整个欧洲达200多年的黑死病。
回顾历史，这场前所未有的传染病不但对欧洲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正如作者在书中引用英国历史学者罗伯特·哥特弗雷德之语所概括的，“黑死病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就是现存医疗体系的崩溃和近代医疗体系的兴起”。
至于终点选在16世纪，则是因为1543年萨维里出版《人体构造》一书，对统治中世纪上千年的盖伦学说发起了彻底的挑战。从那以后，医学与16世纪、17世纪横扫整个西方的科学革命一同进入了现代科学时代。
关于这场科学革命，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等方面的研究已日趋完善，医学方面则相对薄弱，因此作者将时间定在这个区间可谓深思熟虑，对于后人的研究也有极大的铺垫意义。
我国至少有几千年的医学文明，当中包含无数医药经典、诊疗方法、医生医案以及关联史料，可以说，能够用于研究的材料远比西方医学多得多。之所以进展缓慢，笔者认为主要在于研究范式的单调。
本书最宝贵之处恰在于为人们提供了诸多研究范式。从上篇的医学社会学到下篇的医学文化学，各小章所涉题目从医生的阶层划分、医生的培养制度到医学与哲学、医学与法律、医学与文学的关系等，为我们展现了非常广阔的研究视角和思路，大大丰富了医学史的研究领域，使更多学者参与进来而加速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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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体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