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陆已经53岁了，两年前，他结束了自己在远洋轮上长达21年的翻译生涯，回到了陆地。

　　老陆原本想在船上一直干到退休，但远洋集团不再需要他们这些翻译了。现在的情形远不是当年，从第二代远洋船长们开始，会说英语的就越来越普遍，他们这些翻译也就逐渐成了闲人。在大海里奔波了大半辈子，老陆可能是最后一个上岸的上海远洋轮上的专职翻译。他笑着说自己就像是美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印第安人，在他的天命之年，不得不开始人生的迁徙。说这些话时，他多少有些无奈。

　　老陆见证了翻译这个行当在20年里的起起伏伏，他的经历也许就是最好的记录。当他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时，和其他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高中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就被卷入到了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潮中，个体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老陆从高中的校门里出来，直接进了工厂，在海运局的一艘加油船上当水手。说是水手，老陆一点也不像，和别人相比，他瘦得弱不禁风，但在大伙的眼里，他是船上的秀才。他们这艘船经常要给一些往来于上海港的外轮加油，中间每次要和老外打交道的时候，大家就将老陆叫出来———“小陆子，侬咯英文呱呱叫，帮帮忙，上去跟老外收钞票。”然后，大伙在甲板上用人梯架着老陆，让他爬上外轮的船舷，他也不怵，加上事情原本也都比较简单，往来几番后，他干脆就和外国水手天南地北地神侃，老外也难得在中国碰到一个会讲点英语的水手，一开心，末了总是会拿上两包香烟之类的礼品馈赠给他，他也不抽，带回来后分给大家，水手们也就越发觉得派“小陆子”去和外国人打交道是件正确的事情。

　　老陆甚至连高中都没有正式毕业，他的英语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这不得不归功于他当年每月从牙缝里挤出一块钱，跑到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购买惟一的英文画报———《阿尔巴尼亚画报》。回来后，他一边拿着画报，一边对着词典琢磨，便跑到老外的船上现学现用去了。在整个红色的年代里，老陆度过了没有色彩的青春，那份彩色的《新阿尔巴尼亚画报》如同夜幕里的萤火，微微照亮了夜的间隙。

　　“文革”结束后，国门在吱吱哑哑中逐渐打开，海运局的船也开始走出去挣外汇，经过十年浩劫，仓皇发现竟然找不出几个懂外语的人来。这些船到了国外，常因为语言问题弄出许多笑话，外商情急之下，常派车到华人社区拉一个华侨过来充当临时翻译，有时船在公海，甚至动用直升机运翻译上船。泱泱中华，竟缺几个翻译，这让人很没面子。海运局决定开始招聘翻译的时候，有人就跑到领导那里，“加油船上的小陆子外语老好。什么？怎么好？反正他跟外国人讲得叽里呱啦的。”因为同事的这番推荐，老陆得到了一次考试的机会，考试是两个从外语学院请来的教授主持的，他们让老陆听一段英语磁带，然后让他在对应的文稿上找出刚才的那段话在哪。老陆用手指了指，教授点了点头，就这么着，连高中也没正式毕业的老陆成了海运局的专职翻译。

　　他在一艘叫做胜利五号的远洋轮上工作，这艘只有3000吨的远洋轮在大海里跟一片树叶一样，他和船上的30多名水手就如同匍匐在树叶上的蚂蚁。往返于陆地与陆地之间的海上生活枯燥而漫长，他已经习惯了在海上一连几个月的囚笼般的生活，看太阳从海平面上出现，消失，仰望星空，然后睡觉，只有当船到达异国彼岸，他才变成一个真正的翻译。大部分的时间里，他同时还干着事务长的工作，负责给船员们安排伙食，处理杂务。在和外国代理打交道时，他的身份是“助理船长”，不叫翻译是因为这样面子上更加好看，免得老外看低了中国的船长，但回到船上，是绝没有人这么称呼他的。“助理船长”一度有三四百人之众，后来的大都是一些外语院校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比老陆小，却少有能像老陆这样在船上呆上大半辈子的，船是他们的跳板，寂寞和海上的风浪让他们纷纷离去。老陆是个没有文凭的翻译，他也乐于守着这份工作。

　　到了1990年代，懂外语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谁都能讲上几句，老陆的存在越来越显多余，老陆劳苦功高，因为这，领导方让他最后一个下岗。闲在家里没事做，老陆也到一些翻译公司里应聘，每回进去，坐在他边上的都是些和他儿子一般大的竞争对手，别人看看他，他朝别人笑笑，整个行情似乎都不太景气，竞争却异常的残酷。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份有两千元月薪的工作，要求是月翻译量不低于10万字，老陆老了，他觉得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样能玩命完成如此高负荷的任务，换了两家单位后，老陆选择了放弃。

　　如今，五十开外的老陆在儿子的电脑上倒腾，他的自学能力超强，没过多久他就给自己建了个简单的网站，明码报价，招揽零散的业务。他还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卖炭翁，尽管自称没有任何意义，但还是让人想到了“心忧炭贱愿天寒”。老陆说翻译其实是靠脑力吃饭的行业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职业。跟码头的搬运工一样，别人搬的是麻袋，他们搬的是字块。老陆还有一块心病，他想和当年上学的高中商量，能不能补发一本毕业证书。红色的岁月，蔚蓝色的大海，这些是否一直是老陆生命中的密码，我不知道。老陆翻译了无数的语言和文字，不知何时才能破解潜藏在人生中的字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