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工具还是“毒瘤”？

　　学前班学英语，升学考英语，求职、考研、评职称要英语，公交车服务员讲英语，一些名牌大学倡导中文课上用英语，就连厕所的标志也都换成了英语。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社会精英为了评职称和加薪，恶补英语，最后因英语成绩不合格被拒之门外；大学期间，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耗去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学习英语词汇和语法。而在工作和生活中，这些英语学习者中的绝大部分感到困惑“使用英语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当初我们为何还要白白浪费掉那么多的精力？”

　　著名作家王蒙对此表示出深切担忧。9月3日，在北京“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王蒙大声疾呼：“全球华人应展开一场汉语保卫战！”其实，此前早已有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晓声、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南开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鲁子等人，认为英语已成为一种“霸权”和“毒瘤”，到了非正视不可的时候。

　　英语成为霸权，是一种说法。因为英语学习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英语爱好者的热情有增无减。这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与反思：学习一种文化，经世致用，无可厚非。但英语——一种本来是用作认知世界、加强交流与沟通的语言工具，为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言必称英语？是我们太爱热闹、追赶时髦抑或是制度设计上出了差错？

　　用不着英语至上，妄自菲薄嘛！

　　今天周刊编辑：

　　这次是我阔别20年后，第一次回到家乡重庆。感叹家乡的变化真是太大了：高楼大厦麟次栉比，移动电话相当普及，市民们的钱袋鼓了，衣着入时，精神状态很好。

　　但我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在重庆，林林总总的“英语培训班”、“英语提高班”让人应接不暇。我已是一位年近7旬的糟老头，我在街头散步，有人迎面给我发英语学习的传单，我觉得纳闷，“难道，英语对重庆人真的这么重要吗？”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看得多了。

　　我打电话去预定星级酒店，结果对方电话录音先给我讲了一阵英语，再说汉语。我在重庆呆了40多年，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这点英语和汉语难不倒我。但我还是觉得心里别扭：人家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地的星级酒店电话录音只讲英语一种语言呀。之后，只要我乘坐比较上档次的交通车或旅游车，听到售票员的英语，我开始感到难过。这倒不是因为她们的形象不好或者说得不标准。我只是觉得，满车都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他们对充斥在车厢里的外语神情木然，有的还在看报睡觉，有多少人理会这时髦的英语？有一次，我去问一个售票员，“在没有外宾的情况下，可否不说英语。美国的交通车上，也只说本国语言呀。”对方很有礼貌地摇头说，“先生，不行。这是上面的规定。”

　　近年来，对于英语在中国大行其道，我早有耳闻。这次回重庆加深了印象。在重庆，我的一些朋友的子女中，不少是社会精英，这次回来，他们也给我说起，英语将他们折腾得精疲力竭，但真正派上用场的时候并不多，心里感到很累。

　　下一周，我又要回美国去了。临走前，我有一个建议：作为中国人，首先应当学好自己的母语和文化。英语可以学习，但也用不着英语至上，妄自菲薄呀？

　　美国威斯康辛州 钱加林 2004.9.5

　　现象与现状

　　英语就代表你的能力，就这么简单。你敢不相信吗？

　　无形的障碍 我们收获了什么

　　“Hi，你好呀！This morning，我们对你的case进行了discuss，我们发现，这对我们没什么benefit。So，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与这件事相关的所有Project都将被cancel掉。”

　　这就是目前中国IT人士时髦的、标准的说话方式——普通话夹杂英语单词。英语就代表你的能力，就这么简单。你敢不相信吗？

　　学前班学英语，升学考英语，求职、考研、评职称要英语，公交车服务员讲英语，一些名牌大学倡导中文课上用英语，就连厕所的标志也都换成了英语。当人们都忙着学英语，甚至以英语水平衡量社会地位的时候。实际上，英语已成为一种无形的障碍。

　　因为英语，2004年毕业于重庆某大学的河北女孩王芳，感觉到了什么叫痛。“我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大学四年，业余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英语过级上。”从大二上期开始，前前后后，王芳参加了6次英语四级考试，一次也没有通过。到大学毕业时，王芳没有得到学位证，眼睁睁看着各种大好的就业机会从眼前溜走。“压力很大，不敢对父母讲，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王芳很难过。后来，她在市内某商场谋了一份文秘工作，“学的英语，一点也没用上。上班后，我一直想把英语学好，增长见识。但仅英语就评判个人能力，一想起心里就不是滋味。”

　　而现年30岁，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93级的吕广观，因四级不过关，没拿到学位证和毕业证，于9月2日将母校告上法庭。

　　几天前，一位在市内某高校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朋友向记者诉苦，“今年，我的新闻学专业成绩超过了人大博士生的录取线，但我的英语考得不好。导师拍着我的肩说，年轻人，没问题，多背点英语单词，多做练习，明年应该没问题。”

　　而另一位博导刘勇，开始后悔当初让孩子出国的决定。“2000年，在女儿佳佳6岁半，刚读小学一册的时候，我与妻子就将她送到美国学舞蹈。这几年，她接受了专业的舞蹈训练，水平提高很快，我们感到很欣慰。”刘勇说，“但是，一年半后，我们就后悔了，女儿一开口就是非常流利的英语，汉语只会说‘妈妈’、‘爸爸’、‘谢谢’和‘对不起’了。我和妻子与她的交流已经有了障碍。我们真怕她数典忘祖。想把她接回来，但又担心半途而废，影响到女儿的前程。”刘勇左右为难。

　　9月初，是重庆市各个学校开学的日子，在众多学校的门口、街道、大楼、公告栏甚至厕所，记者见到的最多的就是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英语培训广告，“剑桥少儿英语”、“高考英语辅导系列讲座”、“国家英语四六级快速辅导”、“清华在线——考研英语”、“雅思IELTS班培训”等等。

　　一波接一波的英语学习热潮，来得实在凶猛。除了“学好英语，与国际接轨”，我们还收获了什么？

　　有时候，付出与收获不一定成正比，得不偿失的事情经常发生。英语学习就证明了这一点

　　英语专业毕业生 谁愿意当假洋鬼子

　　英语专业的大学生全部精力放在英语学习上，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三分之二以上时间泡在英语过级中。有时候，付出与收获不一定成正比，得不偿失的事情经常发生。

　　刘娇，22岁，重庆人，毕业于重庆某大学英语专业，现就职于沿海一家外企。小刘在跟记者聊天时说，在外企工作的中方雇员刚进公司时要经过1至3个月的封闭式的培训，俗称“洗脑”，即：把新员工头脑中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中式文化进行过滤、删除，然后灌输全球通用的商业规则和本公司的企业文化。因此虽然在这些企业工作的大多数是中国人，但很多人都喜欢操着一口并不流利的英语与人交流，所有职员都因工作需要，为自己取了一个英文名。“我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英语专业，那个时候我们为了响应教授的号召，都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我的叫Cathy，不过纯粹是当做好玩。现在在外企工作，同事间都是互相叫英文名，但我有时候的第一反应还是‘他不是在叫我’。”

　　在外企呆久了，同事之间的英语交流让刘娇苦恼不已，“我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都很强，如果面对的是公司的外籍老总，我可以很流利的跟他交谈，不存在什么语言障碍，但非要我跟同是中国人的同事或者客户之间用英语交流，那种感觉很怪。或许是我的母语情结比较重吧。”刘娇笑了笑，“为什么不能说普通话？更为尴尬的是有一次我得知公司来了位新同事也是重庆人，立马产生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我兴冲冲的找到他想跟他摆两句家乡话，他竟然用了一句非常正式的‘nice to meet you’，顿时让我大感尴尬，没聊几句我就灰溜溜地找个借口跑了。”

　　张敏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现就职于市内一技监部门。张敏说，在日常的工作中，用英语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机关单位的实际工作中，性质决定了跟英语很少能扯得上边，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很多都荒废了。换句话说，四年大学白读了。”记者闻后，心头微微一颤。

　　相比之下，在市内某摩托车集团从事进出口交易的林小军认为，目前在外贸工作中，英语有难以替代的适用价值。“我取得了专业八级资格，除了通过电子邮件或聊天的方式在网络上与老外交流，平常同事间、上下级间的交往全用汉语。大学四年，天天都抱着辞典‘啃’，有背不完的单词和语法。上了班，才发觉学的东西太少。自己又不得不抓紧自学。”林小军说，“学英语可以，但别把它神化了。英语让我得到了方便和实惠，但我的损失也不小。普通话不过关、常写错别字、读不懂诗词，我的汉语水平几乎停留在中学时代。

　　一位搞外语培训学校的校长说：“现在我根本不用作广告，只需要在街头摆个摊，把学校的招牌一打，用不了一天，招上个几百人跟玩似的。”

　　英语大市场 肥水流向谁家腰包

　　英语行情看涨，带来的是巨大的商业利润。

　　本市一位搞外语培训学校的校长说：“现在我根本不用作广告，只需要在街头摆个摊，把学校的招牌一打，就说我们是外语培训学校，用不了一天，招上个几百人跟玩似的。”

　　有经济学家指出，我国95%以上的行业和产品已基本实现了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惟独教育远远未满足需求，仍是卖方市场。英语教育尤为如此。

　　在国内按理说人们学习英语的首选应该是学校教育。然而，学校毕竟不能只是承担英语教学的职能，再加上英语学校教育本身效率低下，难以达到人们对英语学习的较高期望，这就给商家进入英语教育领域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各色良莠不齐的英语培训班、英语提高班、英语强化班、英语出国预备班等等等等，雨后春笋般充斥在英语学习市场。他们的收益远远超出学校英语教育的收益，可以说他们是全民英语的直接推动力。

　　炒作是必不可少的，强大的社会需求加上市场化运作使任何一种经营模式都能赚钱。据相关统计显示，英语教育市场的年产值高达数百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一个较发达的中等城市的年产值。在英语教育市场中，收入最稳定的是各类考试的主办者，托福、GRE、GMAT、雅思等国外机构主办的考试，费用更不用说。就拿托福来说，光是考试费就是800元，如果有10万人报考，其收入也达到8000万元。另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是，中国外语培训教育机构，目前超过3000家，平均收费标准是每人每小时20元至30元。与此同时，数以万计各类英语教材、参考书，如果平均按10元／册算，每年可达100亿。

　　英语教育这块大蛋糕，国家有关考试部门也分到了一块。每年一次的英语职称考试作为人才评价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早有不少学者指出这里面的巨大经济消耗，每年的报名考试费、教材、参考书等加起来按200元算，400多万报考者，费用就可达数十亿，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币。难免不使人心生疑窦：英语职称考试是不是被当成了一个英语学习市场来作？对此一个简单的拷问便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公职人员年轻求学的时候，那时国家的整体英语教育是什么样子，现在让其重拾抛了几十年的英语ABC，是不是人才评价体制下的霸王条款？当记者试图就这一疑问采访重庆市人事局职称委员会时，一位处长表示职称考试是国家制定的政策，地方只能执行，随后婉拒了记者的采访。

　　说法与观察

　　与专家对话：我们在哪里出了问题

　　对话人：杨文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对外汉语专业教授)

　　今天周刊 记者

　　记者：中国与国外一些国家相比，在学习别国语言文化时的方式上有何差别？

　　杨：经费投入没我们多，效果不比我们差。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在英语学习这方面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比例，而且严重失调。国内许多人学英语，并不是简单地把英语当作一种工具来学，而是把英语当作一种手段，一块应付升学、就业、评职称等等的敲门砖。而在其他许多国家，学习和掌握另一种语言更多的是个人的选择。以国外学习汉语为例，法国、英国、美国都有人学习汉语，但都没普及到中学，只有极少数知名中学才会开设汉语课程。而国内从小学到大学，甚至包括幼儿园，都在普及推广英语教学。例如，中国人不可以随便到国外教中文，而外国人，不管他是谁，只要能说英语，都可以在国内轻松找到一份“外教”的好差事。可以说是价值取向的不一样导致这一结果，或者说我们的价值取向有问题。

　　记者：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带来了何种弊病？

　　杨：举个例子，评一个副教授要考外语，评一个教授要考外语，而考博英语的测试水平比这些都要高，没有必要。而且实际上在日常的研究工作中，真正用到英语的机会并不多，比如说中文系，除了比较文学、对外汉语等专业对英语的要求较高外，其他的一些学科比如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等等真正能读外国著作的机会很少。即使去考，很多时候也是为了一些与学术研究无关的东西。

　　记者：在英语强势话语权的包围下，当前的汉语主要存在什么问题？

　　杨：外来词语句法不经选择大量进入汉语，使得汉语的纯洁性问题产生动摇。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体现形式之一，汉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最直观的文化标志。汉语语言的纯洁化是指相对于汉语日常口语、汉语大众化语言的芜杂性状态，必须能够提炼出精粹的文学语言、艺术语言。而大量英语字母的侵蚀，将会破坏汉语的语言特征，污染汉语的纯洁性，这是应当引起我们严重关切的问题。

　　记者：相对于目前全国的英语热，是如何看待汉语的社会地位问题？

　　杨：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向法国学习，法兰西民族是一个非常注重法语的纯洁性的民族。法语的地位在宪法中有明确的规定，政府为保护和推广法语可谓是不遗余力。实际上，说简单一点就是，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官员说法：学好母语，责无旁贷

　　9月8日，记者就英语现象，采访了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洁。

　　记者：请问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陈：根据《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推行语言文字及社会用字主要是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比如取缔街头的一些广告的不规范用字，包括一些繁体字，异体字。第二是在全社会推广和普及普通话，比如说主持普通话等级考试。”

　　记者：前来参加普通话等级考试的主要有哪些人？整体水平如何？

　　陈：主要有教师、大学学生、职高学生、部分公务员、还包括广电系统的一些工作人员等等，近几年来大家对汉语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前来参加测试的人也越来越多，去年重庆市达到6万人左右。整体水平显得有些参差不齐，水平比较高的主要是师范类院校的学生，因为跟本身所从事的专业有关。对普通话比较重视。

　　记者：对于某些大学计划实施的双语教学，您如何看待？

　　陈：我个人觉得这是错误的，语言的主权问题关乎民族尊严。而所谓的双语教学的方案却是在并无外族入侵的压力下打算让中国教师改用外语授课，有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之嫌。

　　记者：相对于目前全国的英语热，如何看待汉语的社会地位？

　　陈(语气坚定)：绝对不能放在汉语之上，因为汉语是我们的母语，我们必须先学好祖国的语言，不能盲从。

　　专家观点

　　应当保持理性的头脑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汉语言专家杨月蓉认为，当前教育界非常重视英语的学习，这是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对外交流增多的必然结果。在大城市，尤其是像重庆直辖市，路标及一些公共设施可以在用汉语普通话标注的同时标出英语，方便外国人。“但有些就不必要，如有的公交车上不管有无外国人，都要用英语介绍情况。我多次到国外，坐车逛商店时，从未看见有服务人员用汉语。外语毕竟只是一种工具，没有必要把它当作门面的装饰物。”

　　“有些幼教书宣扬西方某些神童幼时同时学会多种语言，但他们忽略了欧洲语言一般都属于同一语系，有的彼此之间很相似，何况大多数孩子不是神童。”杨月蓉担心，“这会在观念上带来一些误区。”

　　“语言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一种语言的地位与使用该语言的国家的经济、政治地位密切相关。近些年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到中国学习汉语的人逐年增多，许多国家的中学或大学已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杨月蓉说，“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应自尊自重，不要妄自菲薄，应该重视汉语的学习，掌握好规范的汉语。一个连自己母语都说不好的人很难想象在外语方面会有多少建树。”

　　市社科院经济学教授孙仁中曾在日本呆过多年，“美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为了出国，有百分之八十的日本人在学英语。日本是一个既保守又西化的国家，日本人结婚，一般要参加两个仪式，一个在神社，一个在教堂。日本政府大声呼吁学习日本传统文化，但收效甚微。中国应避免重蹈覆辙。”孙仁中给记者讲一个哭笑不得的故事，“上一周，我的朋友从日本回国，给我捎来一件包装全是英文的精美西服。我喜滋滋地看了半天，最后竟从内衬不起眼的地方翻出一截标签：‘MADE IN CHINA ’……”

　　市社科院哲学所所长、哲学博士胡波认为，对英语流行现象应保持理性头脑。“将英语作为一种技能，是合理的。但作为一种工具的英语，渐渐流化成一种文化心理，以至于‘言必称英语’。这是一种悲哀。它折射出一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缺失。中国几千年以来传承的大一统和集体意识，扼杀了国民的独立性。从众心理，加剧了这一悲哀。在社会多元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有一种开放心态，强制学英语与用汉语代替英语的做法，都不可取。”

　　“英语与汉语之间并无优劣之分。过分强调民族间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容易忽略一个民族自身的时代差异性，从而不能正视现时代民族发展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精神、心理、制度和物质都可以归结到文化当中，我们在这三方面都比较欠缺。只有解决了面临的时代问题，我们也才能真正捍卫自己的文化。”胡波说，“当务之急是要学习和掌握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粹，增强人文修养，培育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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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国栋 孙铭华 实习生 廖梦昕

　　编辑：趴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