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英语牺牲了部分中国人的机会，还是中国人牺牲了英语这门语言

　　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的刘瑞，来北京没几个月，但已经感到了进入职场的艰难。因为想进知名外企，刘瑞在努力提高自己专业能力的同时，还拼命地过了六级，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当真正面对主考官提问时，他整个人就木了。

　　“没想到从头到尾都是用英语面试，当时脑子里空荡荡的，完全没有听懂，想说的话一时之间怎么也表达不出来。”

　　刘瑞有些愤愤，“真烂，这就是我学了10年的英文！考再高的分，拿再多的证，都没有真正顶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他毫无意外地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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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语带来的无奈不是大学生的专利，郝露告诉记者，她亲属家的一个女孩在清华大学附属高中读书，平时英语测验时，老师用的都是TOEFL的试卷，目的是为了他们更好地应对高考，结果因为看不懂试卷，考场上甚至急得哭了出来……>>全文

　　英语考试不切实用

　　就在刘瑞为自己的英文水平感到无奈的同时，许多外企的HR以及对英文有着高要求的公司也感到同样头痛。“太难招到合适人选了”， 泛华传播有限公司的CEO潘杰客回忆起当初招聘时的情景说，“如果想找到专业素养和英文能力同时优秀的人，那简直是千里挑一。”据潘介绍，几乎许多专业英语通过八级，雅思达到7分的人都难以通过要求。泛华传播有限公司因为面向国际客户，要求员工除了专业技能外必须要有熟练的英文沟通能力。

　　来自佳能亚洲营销集团、佳能中国有限公司的人力资源代表柳弦也表示，“在较高级别的职位上，我们不仅要求对方有流利的口语，还要求他在所学专业上有较高的英文水平，能够在专业领域上与上级进行沟通。但这样的人非常难得。”正因为如此，曾经有两位具备十年销售经历，但只会简单英文的应聘者，最终与“销售经理”这一职位无缘。

　　在职场中，类似的尴尬情形屡见不鲜。今年10月11日，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于上海发报研究报告称：在其所研究九类职业中 (工程师、财务人员、会计师、定量分析师、通用类人才、生命科学研究员、医生、护士和支持人员)，只有10%的中国求职者适合在外企工作，而较差的英文能力则是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报告称这一状况将严重影响到那些在中国开展运营的跨国公司以及越来越多立志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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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听说过一个故事，就是渔民打上来一桶鱼，他发现鱼一会儿就都死了，但偶然一次渔民放了一条鲇鱼进去，结果那桶里的鱼活了很久，因为鲇鱼在里边总是不停地翻滚，我希望新东方能起这个作用……>>全文

　　“目前的情况是，只有30%的求职者在英文面试中勉强合格。” LG化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张红巍感慨道，“大多数人一听说是英文面试，立刻就丧失了自信，非常紧张。”“很明显，四六级成绩已经不足以成为考察英文能力的标准，因为有不少分数很高的学生并不具备实际运用英语的能力。”佳能的人力资源代表柳弦补充道。

　　英语教育的成本之痛

　　根据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计算，与1982年相比，到2000年11月为止，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3.7亿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接受过英语教育(考虑到小语种学习者的存在)。而事实上从1977年开始，除了在初中开始设置英语课程外，部分小学都开始了英语教学，再加上从1964年到1982年间，中国接受初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数量增加了2亿，这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接受过英语教育(在“文革”开始之前，中国人以俄语教育为主)。考虑到2001年以后，《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试验稿)把英语课的设置提前到小学三年级(北京地区则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因此估计中国应该有4亿人接受过英语教育，超过英美两国人口总数。

　　而对中国目前能够使用英语进行交流的人口数量，据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人员及语言教育培训机构人员估计，不会超过2000万。我们如果以2000万作为参考，以英语交流作为标准的话，这意味中国有95%的英语学习者的时间、精力及经济投入，没有收到成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通过学英语浅层地了解到了西方文化)，现有中国英语教育的低效率由此可见一斑。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中心专职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周燕教授认为，英语教学效绩无法令人满意的原因非常复杂，“外语环境、学习的目标、考核方式、比较功利的大气氛等都是影响因素。”

　　“学英语不像骑自行车，语言如果你不用，那就会退回去。”周燕告诉本刊，中国的外语环境很差，“这不是指我们接触不到外国人，而是我们缺少经常使用英语的环境。”周燕表示在这一点上大学英语教育体现最为突出，学生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学习英语，但因为没有使用环境，“一些优秀的学生入学不久就通过了四六级，之后就全力学习专业课，等到毕业想到外企工作时，外语已经退回去了。”

　　周燕认为，考试本身没有过错，但具有指挥棒作用的检测手段会引导学生的关注方向，“如果(考试)指向使用能力，学生们自然就会天天去听、去说英语，而一直以来我们更注重检测知识点、结构、语法，也就是在考语言知识。”这种考试导向直接导致学生们学习目标不是为了应用，更谈不上培养学习兴趣。

　　但周燕同时指出，由于目前中国的考生众多，注重口语能力的考试，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想在题型和考试方法上有所改变并非轻而易举。

　　与考试相配套的，是在英语教学和学习中，把学英语等同于学它的知识结构，“我们现在英语教学中，更愿意抓词汇、语法、结构，使学生以为学英语就是学英语知识，但实际上英语知识和英语能力之间有很大的距离，这个距离是需要不断地使用才能弥补的。”周燕说，几十年来中国的英语教育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也跟中国早期受“语法翻译法”的影响有关(把语言作为一种知识来理解和教授的语言流派)。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英语教师大都是在这样的教学方法指导下成长起来的。

　　英语的“科举”使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许纪霖对这种以应试英语为核心的英语教学的改变，不抱乐观态度。

　　“应试教育的深层原因是我们的选拔制度有问题。”许纪霖认为中国教育承担许多非教育非学术使命，“它解决着社会流动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国家也需要一种选拔方式让底层青年往上流动”，“在某种意义上应试英语有点类似于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功能。”

　　而对于政府行政管理来说，这种可量化的、一刀切的管理是最直观最有效的社会控制管理方式，它可以剔除很多人为考量因素。而“英语正提供了一个这方面的示范，这个示范就是托福考试，它提供了一个所谓绝对客观题示范。”许纪霖说，这种绝对客观题使人为的弹性因素得到剔除，从而达到形式上的最大公平。正是在托福考试的影响下，“应试英语成为国家控制考试腐败的最后杀手锏”，相对而言，“国家觉得那些由学校自主命题的专业考试容易产生考试腐败，唯独英语考试，你想泄题、搞腐败就比较困难。”

　　许纪霖表示，尽管这种选拔方式表面看起来非常合理、可计量、直观性强，但在背后，抹杀了专业标准，抹杀了不同专业的独立性，不管是学中药的还是搞古汉语的，不论你是找工作还是评职称，都要过这一道关卡，接受英语的“一票否决”。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并非是英语消耗了中国人的大量元气，而是英语在中国成为了一种牺牲。“除非用别的学科来替代它，否则应试英语这个教学核心很难改变”，许纪霖认为只看到英语教学本身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你说我们选择谁来替代英语作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