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大师张道真教授

张道真(左)在接受采访

　　作者：杨小武 常江

　　说起张道真教授，学外语的人都不陌生，他桃李满天下，著作等身。虽年届八旬，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却不逊色于唱着流行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中美友谊大学，要创办北京外语培训学院，要着力改进中国的英语教材，立志苦干十年，提高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把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诗句赠他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暑期，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编著的《强化英语听说教程》，今年他还要在北京出版一条龙教材《实验室英语》。新学年开学了，全国英语等级考试开考之际，笔者采访了张道真教授。

　　1.参加英语考级不如参加英语比赛

　　笔者：近两年，小学生参加英语考级的热潮有增无减，您作为英语教育专家，很想听听您对这种现象的看法。

　　张道真：大概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吧，我很理解父母们的苦心。但我认为小学生英语考级没有太多的意义，因为考级里面有假相，并不能代表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多年来，大学里有四级英语考试，但有多少拿到4级证书的学生有4级英语水平呢？

　　笔者：家长让孩子们考级，一方面是想提高孩子们的英语水平，但更多的考虑是让孩子拿到考级证书后去上一个好的中学。

　　张道真：以考级作为上好学校的筹码是一个误导。我希望家长和老师都不要把学生往考级方面引导。

　　若真想提高小学生的英语水平，引导小学生多参加英语活动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尤其是英语比赛活动，比如班级比赛、校级比赛、区级比赛、市级比赛等等。参加英语考级不如多参加英语比赛，学校和教育机关应多组织形式多样的英语比赛活动。

　　笔者：此种现象已存在了，应该如何管理呢？

　　张道真：我是不先赞成小学生考级，但现实如此，死堵是无济于事的，要正确地疏导或引导。我想考级的证书肯定是教育部门颁发的，这说明教育部门已经默认了此现象，要么就公开明朗化，比如编著适合孩子的考级教材等等，要么就采取别的方法，比如规定好学校招生不得以英语考级证书作为条件等等。

　　笔者：不过，小学生的英语教育确实很重要。

　　张道真：是基础，很重要。多年前，我曾给李岚清副总理写信建议在小学二三年级开设英语，在人成长过程中的5~20岁之间是学语言的最好时段。

　　笔者：您以前一直在大学任教，几乎很少关注中小学的英语教学。

　　张道真：是的。我1950年回国，次年开始编教材，但想的只是为大学生编教材，为大学生教课。当我意识到中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时，已年过花甲。我今年要出版一套一条龙教材《实验室英语》，这套教材共20册，小学8册，初中6册，高中6册。我这次要下十年苦功，为中小学英语教学事业开个好头。

　　2.外语教材要理顺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领先，读写跟上

　　笔者：张教授，您的《实用英语语法》、《现代英语用法词典》、《电视英语》、《自学英语》、《英语听说》等多种英语类书广为人知。最近您又出版了《强化英语听说教程》，请问这部教材有何特点？与您以前出的教材有何不同？

　　张道真：这套教材的突出特点是强化英语听说能力。一是强调口语化，二是内容丰富多彩，富有知识性、趣味性，三是面向现实，实用性强。相比而言，这套《强化英语听说教程》在听说方面较之其他教材更突出一些。

　　笔者：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道真：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语言的主要作用是交流，若没有交流能力，就达不到国际交流的目的。新中国成立后，学英语的人不下几千万，而学了能用的只有百分之几，说明大部分人没有学到能够使用的水平，十年苦功付诸东流。另一方面，任何语言的使用，听说的频率远高于读写的频率，听说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孩的成长，早期几乎是在声音中度过的，在声音的反复刺激之后才开始发音学说话的。我把编写教材的侧重点放在听说方面，也是符合学语言的规律的。

　　笔者：请您谈谈我国以前的外语教材。

　　张道真：可以。我回国就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当时该校属外交部，培养的人才多数到外交部战线工作。我在编教材时就注意口语化。不过受时代的局限，当时教材中语法、阅读和写作的分量还是多一些。考试也是以读写为主。我认为外语教材要理顺听说读写的关系，听说领先，读写跟上。现在国家开始了口试，这非常好，也是我多年的愿望，同时也说明我编写的教材符合国家的要求和发展的趋势，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笔者：您认为教材对学生的影响很重要？

　　张道真：一个人的成长受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很多。我觉得教材要大众化普通化，但一定要有水准，有分量。一部好教材会影响几代人。但好的教学方式更重要。应该说教材是根据教法编写的，有好教法又有好教材，就会给成长者的心灵播上幸福的种子。

　　笔者：请您谈谈年轻时受外语教育的情况。

　　张道真：我在重庆南开中学受的基础教育，当时的老师都是南开大学毕业的，英文好，很优秀，我在那里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在南开中学我还参加了一位美国老太太举办的《圣经》班，那位老人给我一部她从美国带来的英文词典，这部词典在当时中国很难买到。我学《圣经》不仅提高了英文水平，还受到《圣经》博爱思想的影响。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外语教材和老师都是一流的。《大学英语》是范存忠教授编著的，他是外语系主任，留学哈佛，他的语感非常好，说得很亲切很好听，现在很难找到他那样高水平的英语老师。还有很多老师都对我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