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来人追忆：我与外语的不了情缘

　　昨晚有幸观看了外语学院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话剧大赛，真是难为同学了，在整个学期最为紧张和忙碌的期末考试的夹缝里，为我们奉献了一顿精神大餐。

　　受此渲染，我情不自禁想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我也曾参演一部话剧，由于系主任对我的 spoken English不放心，只让客串了一个“pedlar”。但这种锻炼的益处无论如何放大都不为过。语言的生命在于应用。

　　我与外语结缘归功于我的两位初中老师：初一的女老师和初二的男老师。作为农村孩子，学习英语根本进入不了状态，我也不例外。晨读英语的时候我每每书本里总夹着一本小说。由于是惯犯，终于东窗事发。被女老师带到了房间，考问单词，至少其中有“eleven”。由于我们都是在单词下面标注汉语拼音，根本记不住更不会写，几乎从没有写过一个没有拼写错误的单词，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字母位置的调换。也许要整顿风气，女老师决定从我开刀。“每个单词写100遍”，默写无拼写错误才放行。只好硬着头皮，一次，两次......我终于长进了，而且小有名气。据此被初二的男老师封为英语科代表(这也是我在初中当的最大的“官”，小学一直是班长)，为了刻意培养我这棵苗子，他要求我每天除了读10分钟，还要写一页英文，内容不限。我竟然坚持了下来。而且作为初二学生，参加了全省首届英语竞赛，值得自豪的是，我利用考试余下的时间背诵试卷，好回去传达给我的同伴。回来后我竟把试卷给默写出来了，与后来的原文对照，几乎无出入。初中三个年级六本教材，我不仅会背诵，而且都能默写出来，很快我的名气传到了在同所学校高一级哥哥和二姐的耳朵。为了珍惜荣誉，我学习英语的热情从未褪减。考中专时外语满分，但当时被视为小学科只计50分。总分差6分，在家哭了三天三夜。从幼儿园起我一直是考场的“常胜将军”，这是生平第一次失利。不得不读了重点高中，当地最好的一所。高中课文长了，单词多了，我总是把单词串成自己容易记住的句子或顺口溜，上厕所口袋里总是装着密密麻麻的纸条，吃饭排队的空隙也看，晚上睡觉前10分钟脑子里过电影。

　　我参加高考的当年，录取第一次设了“外语类”，于是放弃文史类，报了外语类。考中是意料中的事，麻烦的是还有一次复试，主要是测听力和口语。我一直是聋哑英语，复试前十天，父亲才临时抱拂角给买了复读机。自然无济于事，因为口语和听力的缘故我被分到了大学的慢班。笨鸟先飞，我上课总是抢第一排，课堂发言别人举手时我已经站起来了，不少老师终于习惯了我的“先斩后奏”，严重时一节课简直成了我和老师的对白，其他学生成了执着的看客。努力终于换来了回报。我考试总是第一个出考场，两个半小时仅破费在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答卷一气呵成，从不复查，成绩无一例外是本班“NO.1”，后来拓展到了全年级，最终我被荣幸地邀请到“快班”，而“快班”的一些人又被循环到“慢班”。当时最嫉恨我的人就是同班的女生(男生只有5个)，因为我掠夺了她们大量的学习资源。大三的时候我住院了，三四个月回来我错过了三场考试，补考的结果是：语法88，英美概况90，词汇学90。分数远远高于初试不合格参加补考的同学，老师简直受了刺激，大会小会地表扬。

　　毕业我回到了家乡所在市的一中，1939年建成的老校，无论硬件设施还是生源，都无法与二中、四中新秀比拼。我所教的大多是中考落帮生。这所高中英语课堂使用录音机是从我开始的，当然是向管电的师傅行了贿。为了弥补初中老师的欠账，我从音标起开始给学生补课，很快被学校封为“辅导

状元”，周末，晚自习，早读......我总是在学生中穿梭，每天早晨6：30准时起床，第一个出现在教室门口。工作细致到了极点：学生在路上遇见我，必须用英语对话；上课迟到，凡是使用汉语的，一概“狗不理”；预备铃声响，便提前把课堂任务的小纸条发到了差生手中。本着“一个都不能少”的原则，一度我邀请几个最差的差生住进了我的寝室。为了提升教学效果，我请来了大学的外籍教师，给全校做报告。所有的工作，全部是“义务劳动”，一分钱的加班费都没有，而且脑子里从来没有什么报酬的想法。当时最自豪的是，我教高一，但高三的同学整天围着我问问题。遗憾的是，我只教了高一、高二，高三的课排好了，我拿着通知书找校长，奔省城攻读硕士研究生了。欣慰的是，任教两年，年年被评为区优秀教师。高考揭晓了，学校派人送来了红包，说我所教的学生英语单科在全区榜上有名。也有落选的学生，但外语却得了惊人的高分。喜人的是在来年的高考中，一个个又相继如愿。

　　十年我百分之百地没有摸过外语，但凭吃老本攻读博士的三年，我获得外语免休的殊荣(首先初试要达到一定的分数线，入学复试要标准，还要通过口语关，由外教亲自测试)，职称考试得了88分。此后，外语又束之高阁。有幸为外语学院的学生授课，再次点燃我的外语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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