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英语捡回的脸面

　　“我想研究这背后更多的东西：他们在哪儿学英语？谁教他们？这种学习英语的范围有多广泛？”莲·派克在给记者的邮件里这样写道。在她看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跟世界做生意的统计数字，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已经太多了。而她想做的，是真正了解中国人如何通过英语来与世界接轨。

　　中国给了她做这件事情的机会。2008年春节期间，在老舍茶馆，门口迎接她的服务员，吆喝时一口的京味，用的语言却是英语。在大董烤鸭店，在秀水街服装市场，在出租车公司，她看到人们为了念对某个发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各个单位的英语培训搞得如火如荼。而在广东，她遇到了正在举办疯狂英语训练营的李阳，和一群正为英语疯狂的年轻学生。

　　当了解得越多，她便越对这场英语学习的全民“运动”感到惊奇。在她看来，任何国家都不会像中国这样，因举办奥运便会如此疯狂地去学习英语。当看到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竟像孩子一样，充满激情地钻研英语时，她最初的惊奇，变成了最终的惊喜。

　　“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莲·派克赞叹道。

　　这是为什么？她想弄明白。

　　用英语捡回的脸面

　　当莲·派克把镜头对准杨景琇等一批老人英语爱好者时，老人们则向她推荐了北京市民学外语的典范刘文立。

　　42岁的刘文立是北京市西城区北海公园派出所的民警，从1995年开始自学英语，至今已能简略讲13种语言。

　　面对镜头，这位民警一如既往地秀了他那段用13国语言串起来的脱口秀。有网友看了纪录片发行方在网上发布的宣传短片后评价道：“简直秀逗了！”

　　如今，站在景山之顶的万春亭下，说起当时拍纪录片时的情景，刘文立始终觉得那是自己“拍得比较失败的一段”。而当他回顾起自己学英语的历程时，竟夹杂着几丝难言的酸涩。

　　1995年在世界妇女大会会场周围执勤时，因为不懂外语，令他在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士面前“丢了脸”。从此，他发狠学起了英语。由于在派出所只是个电工，加上平常说话有点儿结巴，使他担心别人知道自己学英语后会说风凉话，于是只能偷偷摸摸地学。

　　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就你，还是歇了吧。”风凉话果然如期而至，但刘文立一直厚着脸，决定坚持到底。

　　“第一条，就是臭不要脸，要敢开口说英语。”有大学生游客在亭子下认出了刘文立，向他讨教经验，他揪了一下自己的脸说道。

　　终于，刘文立那张一度丢了的脸，在6年之后完全拣了回来。2001年7月13日，北京

　　领导为了让他发挥特长，并起到带领其他民警学习外语的模范作用，在2002年3月把他调到北海公园派出所，负责在外国游人较多的景山公园执勤。而在此之前，为了跟老外练习英语，身着警服的刘文立曾多次冒充这个地段的民警，主动跟老外搭话。

　　现在，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这一切了。

　　刘文立患有牛皮癣，遇冷容易发作。莲·派克找到他那天，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但他还是忍着浑身的不舒服配合拍摄。

　　原因很简单。“既然是宣传北京2008的,那我就干。”他说。

　　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

　　如果说刘文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外部环境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那么，杨景琇和杜大卫此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则多少是一种跟随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暑假，68岁的老杨正坐在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班教室后排的座位上。教室前排，当老师念banana和apple等水果名称时，由一群来补习英语的学前班孩子指与名称对应的图片。他5岁的孙子也坐在前排，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这让老杨很是着急，忍不住自己也跟着念了起来。

　　“我这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次奥运会了，如果不能参与奥运，会终生遗憾的。”如今已经75岁的老杨，一脸真诚地告诉前来自己家里拍摄的莲·派克。当然，他这个年纪参加奥运项目已绝没可能。他最大的心愿是当一名奥运志愿者。

　　早在2000年年底，老杨就找到三里屯街道办事处，表示自己想学英语。那时，社区里还没有人组织英语培训，领导让他等着。于是，老杨只好以照顾孙子的名义去新东方“陪读”。结果1年陪读下来，孙子因为不爱学也不爱练，口语水平已经跟他这个陪读生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也正是在7年前的那个秋天，来华已三年的杜大卫，决定告别兰州大学英语老师的教职，开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书生涯。

　　来到北京后的老杜发现，北京街头的路标和商店门牌上的英语标注慢慢多了起来。

　　“中国人在为奥运做准备。”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在为未来做改变。不过，当再仔细看时，他忍不住摇头感叹，“北京博物馆和京剧院牌子上的英语特别的不好。”他发现北京不少公共场合里的英语标注“错误太明显”。

　　尽管他的汉语至今说不利索，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发现的错误拍下来，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市有关部门。

　　不久，老杜就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从此，北京街头有了一个专门给双语标识“挑刺儿”的白胡子老外。

　　“我要帮你们改过来。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告诉对方。

　　老杜还干的一件“不必给钱”的活儿，就是给老杨他们这些老年人当老师。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

　　在老杜做志愿者给北京“挑刺儿”的这7年里，老杨也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奥运会城市志愿者。

　　“这7年我没闲着，花了很大精力学英语，每天不少于三个小时的语言环境。”老杨说。平时他就三件事：必要的家务、锻炼身体和学英语。其中英语占去的时间最多。

　　2001年北京申奥时，有一段纪录短片，曾给前来北京考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内容是团结湖社区一个叫科里的美国青年，义务教社区的老年人学英语的故事。

　　求学无门的老杨，后来无意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家并不在团结湖社区的他，找到社区主任，表示想学英语。社区主任看到班里只有10来个人，就答应了老杨的请求。

　　班里的学生后来越来越少，只有“借读”的老杨，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002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隔三差五便可以在街头上看到大大小小的讲外语活动。据组委会统计，这一年北京市的外语人口有312万。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杜大卫一样，也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调到景山公园执勤的刘文立，从这一年开始，被树立为榜样，并开始适应媒体对他不断变化的称谓。“民警里的英语发烧友刘文立”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双语警察刘文立”，他在各种讲外语活动上，被隆重推介。

　　而此时的老杨，由于意识到语言环境“很重要”，经常在三里屯的大街上，找机会跟老外用英语交流，或者在三里屯一家肯德基里面学英语。渐渐地，他开始觉得不大合适，因为“不吃不喝，时间长了，人家会嫌弃”。于是，他把阵地从肯德基转移到朝阳区图书馆的老年人阅览室。

　　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2004年3月15日,老杨在图书馆的留言册上建议，把老年人阅览室用来组织老年人们学英语。正想办出特色的朝阳图书馆，在3月27日便成立了银色年华英语沙龙。经媒体报道，前来交流者越来越多，海淀、丰台、通州、门头沟、甚至河北涿县爱好英语的老年人，也有人过来。

　　当公开场合刘文立名字前面的称谓，变成“会说13种语言的警察”时，时间已经到了2005年。

　　这一年，勤学苦练英语口语的老杨，拿到了北京市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中级证书；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第一次被评上了首汽集团的三星级员工；李阳则辗转在全国各地，传授他的疯狂英语。

　　而到了这一年的11月11日，距离2008年8月8日正好1000天时，北京奥组委公布了奥运会吉祥物5个福娃，福娃的名字组成“北京欢迎你”。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当天提出“迎奥运1000天，说英语1000句”的口号。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市民，学会的第一句英语便是“Welcome to beijing！”(北京欢迎你！)

　　尽管和大多数市民一样，英语口语表达还很吃力，但孟寒光还是尝到了会两句英语的甜头。有一次，他和一帮出租车司机在华润饭店排队趴活儿，见一老外在饭店门口张望，司机们争着用中文跟他打招呼，不懂中文的老外根本不理会。直到他一口气喊了组“Hello，good morning，how are you”等乱七八糟的英语后，老外径直走了过来，手里的纸条写着“我要去上地”。就这样，孟寒光整整拉了这老外两个月。

　　这位在莲·派克的纪录片里，一度不知道“Australia”和“Spain”是哪个国家，但会说“Want a taxi？”的司机，如今在车上没客人时，会抽空看看自己写的英语卡片，或听听的士英语。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孟寒光说道。他难掩脸上的欣喜。

　　而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也是老杨多年的夙愿。2005年3月底，通过严格的英语面试，老杨被故宫博物院录用为志愿讲解员，分在钟表馆。为了成为这个志愿讲解员，老杨需要对着100多件钟表，用英语讲解40多分钟。需要在三个月内，熟悉钟表馆的各种相关材料。为此，他不辞辛劳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朝阳图书馆去查询资料，甚至还专门去古观象台，查询关于日晷、铜壶滴漏等古老钟表的材料。

　　到2007年年底，老杨一共在故宫讲解了113次。在去故宫的路上，他时常唱着英文歌曲，不过《两只老虎》这样的中文歌曲，歌词改成了英文。

　　虽然已经半年多没去讲解了，但这位故宫的第061号志愿讲解员，现在仍能用英语把“铜壶滴漏”的历史和工作原理讲得头头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