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表现得很完美。在我做顾问的经历中，还没有听说过有外国学生比她更快地完成了学术转型。谦虚的斯蒂芬甚至不愿意接受她应得的高分数。数学和其他理科方面的科目对她来说很轻松，遥遥领先于她的同班同学。她喜欢语言，学起法语来是个明星。然而在英语和美国历史方面，她的阅读和写作水平还需要努力。她的所有老师都有共同的想法，“她太不可思议了，请再给我们20个像斯蒂芬这样的学生！”他们一致赞扬她的勤奋、学术好奇心、专心学习和愿意帮助小组中其他同学的行为。平时斯蒂芬在课堂上很安静，但一被叫到回答问题时总是清楚无误，显示出极强的理解力。

　　她的历史老师这样评价：“考虑到斯蒂芬有限的学习英语的经历，她在字谜、小测验和写作方面的成就是惊人的。我知道她花几个小时做每日的字谜测验准备，胜过她的同学。她来我的班3个月写作就大幅度提高。她总是来寻求帮助，问很棒的问题。”

　　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她在美国有竞争力的大学里会非常成功。她的法语老师补充说：“尽管这只是初级法语班，但斯蒂芬是迄今为止最好的。她对语言敏感，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掌握别的同学一个月才能记住的单词。她人也很好，总是耐心地帮助同一小组中落后的、新来的学生按时完成作业，因而他们特别愿意和她在同一小组。毫无疑问，斯蒂芬聪明、专心、勤奋，而且特别有组织纪律性。”

　　最后，教她初等微积分和三角学的老师这样评价斯蒂芬，“一个优秀的学习数学的学生，拥有极高的数学技能。她的作业总是无可挑剔，很明显，她依靠直觉，有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她谦虚、不摆架子、文静，但是她积极主动地伸手帮助同学。她经常放学后来找我，而我在忙着和别的学生交谈时，她就在教室里帮助其他同学。”

　　斯蒂芬在学业上越来越自信，同时她也开始交朋友，在社交方面开始轻松自如。她爱好运动，希望能参加我们学校的春季田径比赛。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和沙龙高中的同龄人有许多共同之处。最近，她的父亲问她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有什么区别时，她说：“老师不一样。美国老师非常亲切、友好。考完试他们进行评论；而在中国，我们只是拿到分数。在中国我们需要死记硬背，而在美国你不得不学习思考，学会表达思想。”

　　斯蒂芬是个不同寻常的女孩。她独立、灵活，非常善于适应生活中的变化。她以乐观的态度看待将来在大学的学习。尽管她想念父亲、其他亲人和在中国的朋友，但她肯定对大学的挑战有准备。在沙龙高中的极短时间里，她就证明了自己是优秀的学生，是积极进取、善于接受挑战的女孩。

　　我满怀热情地赞同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接纳她。

　乔·贝克汉姆

　　这像是一份学生评价吗？说实话，贝克汉姆先生的推荐信，我读起来就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与我娓娓而谈，亲切、从容，充满热忱。显而易见，他是如此负责，除了自己的观察，还逐一征询了女儿所有科目老师的意见，遣词用语非常谨慎———例如，我很担心女儿因为爱面子、不主动在上课时积极回答问题的习惯，而这是美国教育中非常被看重的品质，几次在邮件中叮嘱她要“改正这个缺点”。贝克汉姆先生也发现了这一点，但他使用的词是中性的———“安静”。他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什么呢？呵护着学生的自尊！

　　读完这些老师极具个性的评价，那个“没有数学脑子”的、只能上文科班的、垂头丧气感到“厌学”的女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看起来正全面获得进展、甚至有点出类拔萃的女儿！仅仅三四个月过去，女儿的学习状态和自信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是什么起了如此奇妙的催化作用？

　　我想说，是不同的评价标准使然！一个孩子如果总是受到负面评价，就会产生自我的“负驱动”，自暴自弃。处在学习过程中的学生就像一杯没倒满的水。在中国老师这里，通常看到“一半是空的”；而在美国老师那里，却总是看到“一半是满的”———前者否定，后者肯定，哪一种会对学生产生激励作用呢？当然是后者，这早已被心理学上著名的“罗森塔尔效应”所证明———仅仅是因为教师对学生的期待不同，一部分学生就会比另外的学生取得更大的进步。这难道不是我们的教育应当反省、深思的吗？

　　尽管相隔万里，我还是想大声对这些了不起的美国老师说声“谢谢”，他们做到了我这个父亲力不从心的事，让女儿重新“起飞”。我已不在乎这些评价对大学录取女儿产生什么影响，但我问女儿，是不是永远不会忘记，曾经有一个叫科林斯的老师在评价自己时说———“我以性命担保她行，对此一秒钟都不应该怀疑！”

　　女儿热烈地回应：“Ye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