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曲刚》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最近在教育界里发生的最大的事，应该是温家宝总理亲自到北京市35中连听5小时课的感人举动了，且不说一国总理到一个中学听5小时课这件事肯定创造了共和国教育历史之最，仅看温总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认真做笔记的照片，就足以让我对他更加敬佩。

　　温总理此次听课的另外一大亮点也肯定是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头一次，即一国总理亲自指出了地理教材上存在了长达14年的错误——把陕西和甘肃划进了华北地区。

　　温总理的这个发现十分好，他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向国人召示了目前一统天下的官方学校教材并非完美无缺，而会出常识性错误。

　　温总理的这个发现十分有力，他的“一个错误在教材上存在了14年为什么得不到发现和改正”的质问，让全中国所有编写教材的专家和权威机构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为自己遮羞和辩护。

　　目前中国的各类学校教材，基本上都处于官方垄断的“一家独办”状态，它们或是由教育系统直属的几大教育出版社编写和出版，或是由各省、直辖市的官方教育机构编写出版，这造成教育系统以外的社会教育机构或民办教育机构基本无权利也基本无机会参与编写学校的教材，造成了各地官版教材长期以来基本上都处于无竞争对手的一家独大的“巨无霸”状态。

　　在中国，搞出版的人都明白，中国最大的前十家出版社均是出教材的出版社，这一现象全球少有，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其他图书出版不发达，而是因为中国的教材出版太垄断太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出版社手里，其他的书出得再好再畅销，和教材出版相比也是小打小闹，有一个民间数字可以说明，目前中国出版界的7成出品是教材，而教材的7成，基本是由前几家巨大型出版社垄断出版的，难怪有人这样说，几大教材出版社的任何一家，它的出版规模都会超过几百家中小出版社的规模总和。

　　要说中国没有市场化的教材竞争机制也不对，教育系统内的官方文件里是允许社会教育机构或民间教育机构编写出版教材的，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身份使教育系统在这些文件里开出的新教材的审查门槛“高、高、实在是高”，高到了让一般教育机构根本挤不进去或够不着的程度。比如教材的编写者必须有讲授本课多年的教学经验，并且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仅这一条，就足以把绝大部分人挡在编写教材的大门外，你就是再清楚你家小孩的英语课该怎么上，哪怕你自己都写出了无数本最适合小孩学英语的教材，你也没资格编写学校的教材。因为你完全有可能不是多年站讲台教这门课的老师，并且你完全有可能没有与这门课相关的高级技术职称，因此你只能心里明白却不能做什么。反过来大家想一想，要是站讲台多年的教师，讲一门课讲了很多年，并且讲到了取得高级职称的程度，那么他对这门课的教材该有多么习惯和熟悉，他还有可能从这本教材里走出来吗？他还有可能写出一本创新型的教材吗？

　　教学年限和职称还只是最低的第一道门槛，后面的门槛才高得吓人，比如所编教材必须经过全国教材专家评审组或某省教材专家评审组的N位专家的推荐才能具备参审资格(这些专家是一线普通教师根本见不着的，而且这些专家本身常常就是某教材的编写者之一，他能无私地看待和推荐其他人编写的对其构成竞争关系的教材吗？)，再比如所编教材必须以实验版、修订版等各种方式在不少于N所学校内实验教学N年，并且每年都要接受专家检验教学结果N次，并且每次检验都必须合格或优秀，才能有资格被上报进入教材待审目录…… 等等。

　　这些高高的门槛，是教育系统以外的一般社会教育机构或民间教育机构根本够不着的，哪个学校敢不经过上级批准把这门课让出来给你去做新教材的试验教学，何况是N个学校试验N年，就算有N个学校白白给你试验N年，又有哪个教材编写者能雇得起N*N位教师到这些学校里免费教学N年。难怪有一位资深教材编写人士说过这样一句直观的话：要想出一本教材，没有十几年的耐心和一千万的成本垫底，想都别想！

　　过高的门槛保护了门槛里面的人在教材编写权和获利权上的绝对高枕无忧，同时，过高的门槛也绝对地保护了门槛里面的人的懒惰权和不思改进权。不久前我见到过一位30多岁的家长，他到自己孩子的小学去听了一堂语文课，使他大为吃惊的是，那天语文课上讲的课文，竟是他20多年前上小学时讲过的一篇一模一样的课文，他心里发颤地小声问我：一篇语文课文讲了20年，这样的语文教材正常吗？

　　此次温家宝总理指出了地理教材上存在了14年的常识性的错误，这件事无情地暴露出中国目前的教材编写与出版体制严重缺乏竞争机制，严重缺乏自查、允许他查、与改进的机制和意识，我相信全国一定有无数的地理教师都发觉了这一常识性错误，但由于缺乏反映意见的渠道，缺乏能耐心听取这些意见的责任人，更缺乏来自教材出版单位的改进动力和纠错意识，就造成了这种巨无霸教材所犯的常识性错误长达14年不动摇，而广大教师们却只有将错就错的权利。

　　我是研究英语教学的，我深深地知道，与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等教材相比，英语教材才是中国教材的重灾区。其他教材再怎么世世代代不变样，起码其中的内容绝大部分还是对的(特别是数理化教材，基本上不含错误的内容)。而英语教材就不一样了，英语教材里的错误情况可以说是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些错误主要源自外国版教材的先天性错误，在引进教材时被自动带进了中国，这些错误主要集中在对学英语来说至关重要的语音、语法、语音记忆三大领域，它造成中国人学英语普遍学不会语音、语法、语音记忆的局面，并被死死地卡在这里难以前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在学校里十几年学不会英语，归根结底不是因为没有外语环境，而是因为语音语法障碍在做怪，换句话说，如果不克服语音、语法、语音记忆这些障碍，就算中国学生到了外国，学不会英语的人也占绝大多数，过去30年的出国留学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前些年，由于中国教师觉醒得不够，一直崇拜着外国版翻译过来的英语教材，因此教不好英语只会纳闷。而这些年，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到外国版英语教材的严重问题了，比如我本人就指出，教材上的国际音标是一种模仿秀类的不完全准确音标，这对学英语很有害，会掩盖极为重要的单词音形对应规律，外国版字典上的音节划分有时完全不靠谱，英语语调不是升调和降调而是8个语调，英语里的时态是8个而不是16个，动名词和现在分词的划分完全是学术历史误会造成的人为困难，应该取消…… 等等。 

　　然而我认识某省的一位中学英语教师，他连续多年向当地教委英语教材编写单位反映英语教材的改进意见，却多年石沉大海无消息，有一次他打听到了负责英语教材编写的教研员的电话，那个教研员仅每周二下午才上班，因此这位英语老师就每周二下午给那个教研员打电话，结果连续两个月没找到过人，不是去开会，就是去出差，根本不在办公室，这位老师最后感慨地说：想改进英语教材，真是比闯过铜墙铁壁还难啊！而我心里清楚，他们那的英语教材是当地教育机构自己编写的垄断型教材，处于绝对安全地位的垄断型“商家”，会有耐心去在乎别人提出的改进意见吗？

　　地理教材上安稳地存在了14年的常识性错误，要由温家宝总理亲自听一堂课才能被发现(并有可能很快被更正)，那么英语教材怎么办呢，有谁会来听一堂课？

　　期待着温家宝总理在他百忙之中也能过问一下中国英语教材的内容状况，用他那全中国最温和而最有力的质问句，排山倒海地推倒阻碍中国英语教材改进的一切壁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