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小小王林王林》的博客，点击查看博客原文

　　选拔的标杆

　　1978年前后，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学好英语、开放国门对于中国的实际意义，但少数日后的精英人士已逐渐感受到，英语是一个选拔标准，一个超越芸芸众生的撑杆。

　　1978年年底，改革开放后选拔的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学访问学者在夜幕中离开北京。他们年龄最小的32岁，最大的49岁，学期2年。选拔标准有4个：政治、业务、外语、身体。外语取代出身，成了名列第三的选拔标准，并在实际中卡住了绝大多数的报名者。

　　临行前，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接见他们，全国科协主席周培源、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到机场送行。美国机场迎接他们的则是美国国际交流署署长约翰·莱因哈特。

　　虽然莽撞而急促，但这已是一个开始。当年的英国《观察家报》还披露，中国已请求在下一年度向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分别派出500名以上的留学生。文章称：这些年轻人将充分地接触英文。

　　1978年，在国内，英语同样成了一个重要的选拔指标。前一年的12月，高考恢复，并“统一考试时间、统一考试内容、统一录取标准”。最后一条，尤令国人耳目一新。1978年的高考，英语列入了考试科目——“不计总分，但是录取的重要参考。”

　　很难说得上是远见，还是一个无奈之举。数据显示，1977年的高考，报名者570万，录取27万；1978年高考，报名者610万，录取40.2万人。 100分的卷子，数百万人参加，同一分数上有几十万人。录谁不录谁，总得有个标准，出身算一个，英语成绩也算一个。

　　英语的地位在这一刻就已悄然确立。此后的几十年，作为一个选拔标准，英语逐渐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并左右着无数中国人的个人命运：1983年，初中升高中需考英语；1984年，英语正式列入高考科目；1999年，职称英语考试全国通行。

　　回到1978年，在北京，高厚堃参与编撰的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完工。至此，新中国终于有了一本与英文世界沟通的工具书。

　　在江苏江阴的小镇里，16岁的俞敏洪登场，他参加了此次高考但落榜，英语只考了33分。俞敏洪的父亲是一名木匠，母亲是当地的生产队长。距离北京数千里之遥，这位女生产队长依然认识到了英语的重要性。在她的坚持下，高考英语考了33分的俞敏洪，成了附近一所中学的英语代课老师。

　　俞敏洪喜欢背字典，也许也背过高厚堃的词典。在第三次复读后，他考上了北大西语系的英语专业。大约又过了10年左右，俞敏洪出了一本教人背单词的GRE红宝书，红遍大江南北，重复了高厚堃的足迹。

　　千万人“跟我学”

　　1982年，凭借多年在英语教学领域的研究，高厚堃受官方委派，远赴澳大利亚，为当地的对华广播节目做编审。

　　一年后回国时，他带回了一些英文书籍和省吃俭用省下的2000美金。这笔钱先换成外汇券，又换成了家中的彩电、冰箱和儿子的一辆自行车。“当时物质很紧缺，国内这些东西还没普及。家里有了这些东西，确实很方便生活，大家都很羡慕。”

　　物质的刺激总是更直接、更有力一些。

　　1982年1月5日，《FollowMe》(跟我学)在中央电视台开播，高厚堃的同事胡文仲和英国人凯瑟琳搭档。外国人的原版教材第一次进入中国，让电视节目少、外国节目更少的中国人大开眼界。

　　在长春，方楠回忆说：“《跟我学》每星期二、四、六下午播。当时节目太少了，大家什么都看。我和奶奶坐在一起看稀奇——一些高鼻子的人在讲一些听不懂的话。这些人穿的东西、吃的东西、住的房子，都让人觉得新奇！”

　　这一年的《中国日报》上说：《跟我学》在中国拥有1000万观众，与中国当时居民拥有的电视机一样。此后不久，有资料披露，《跟我学》的教材当时在中国卖出了3000万册。

　　高厚堃回忆说，“也就是从1982年起，《许国璋英语》、《新概念英语》、《疯狂英语》、《华尔街英语》、《双语宝宝》在中国各个层面铺开，几乎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神奇’教材。”

　　与英语热相互呼应，一些英语能力优异的人，在社会的各个行业脱颖而出。高厚堃邻居的女儿，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1990年，这个女孩毕业后，依靠流利的英语从数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入主正大综艺。仅仅9年后，《亚洲周刊》将“亚洲二十位社会与文化领袖”的头衔送给了她。她叫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