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尘埃落定，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夺取桂冠。格拉斯的得奖的确是“实至名归”，作为德国 战后最具有批判力的作家，他以“但泽三部曲”(包括《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对德国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 刻的揭露和反思。格拉斯获奖之后，本世纪最后的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落下了帷幕。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作家无一人获奖。这 使我想起了崔健在80年代声嘶力竭的歌声《一无所有》。80年代我们一无所有，90年代我们也一无所有，整个20世纪 我们都是一无所有。

　　回顾一个世纪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惭愧。我们在面对人类文明的时候，交出的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卷。是 怪我们的环境太恶劣吗？近百年来，俄罗斯民族与我们一样，也经历了巨大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他们的精英分子也遭受了残酷 的摧残。然而，他们的知识分子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灵魂的自由和文化的创造力，他们向人类文明长河奉献了丝毫不亚于西方所 奉献的精神财富。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阿赫玛托娃、索尔仁尼琴……比起西方第一流的人物来，这些大师不仅毫不 逊色，而且还有所超越。而我们呢？在漫长的一百年里，我们在文学上、在哲学上、在艺术上……究竟能够给世界、给后人留 下了什么？

　　某些中国当代“伟大”的作家常常攻击诺贝尔奖的“种族歧视”，他们声称，本世纪的诺贝尔奖如果没有中国作家获 奖，那么它将是残缺不全的、不具备代表性的。因为它把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排斥在外面。他们还强调说，汉语存在着翻译 的问题，是翻译家水平太低，把我们第一流的作品翻译成了第二流的作品。我觉得这些说法相当荒唐可笑。诺贝尔奖是以文学 成就和思想成就为标尺的，而不是以那个民族人口多为标尺。一个民族人口多，但是假如这个民族全部是白痴或者文盲，那也应当给他们一个奖，安慰安慰他们、让他们起到代表 的作用吗？

　　面对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世纪，我们这个曾经辉煌的民族如何自立、如何在世界文化的版图上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们如 何摆脱一无所有的状态？我们如何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并且让世界听见？我们怎样在吸取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养料的同时， 也为世界奉献我们独一无二的创造？这是每一个有远见、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当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也是我们走向 21世纪门槛的时候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我想起了197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致瑞典皇家学院的讲话，这篇讲话 的题目是《为人类而艺术》。这个题目本身所包含的胸襟和气度、所蕴藏的精神的完整性和文化的前瞻性，哪个中国作家能够 相比呢？索尔仁尼琴在文章中说：“我从透视世界文学获得鼓舞而勇气倍增；它仿佛像是一颗无所不容的伟大心灵，充满了对 世人的怜悯与关注，从每一个角落、以一切方法来表达它的慈悲和关怀。”他的目光掠过俄罗斯广袤的大地，扫瞄着整个地球 村落，并且深入到芸芸众生的内心之中，他坚定地宣称：“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值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 居心不良的人们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我们不致再眼花缭乱， 让不同的价值标准得以调整；使世界各民族能深刻而正确地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让我们能感受他人的痛苦并以之为 借鉴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更以之演化成一套世界观：像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样，把目光贯注在附近的变化而眼角却同时收览世 界各民族的远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观察并创造世界共同的水准。”我想，这也许正是下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当走的一 条新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条道路上以一颗平常心坚韧地走下去，那么，在下个世纪我们获得的将不仅仅是诺贝尔奖，而且将 是整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生机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