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词，在不同的时代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品味词义的时代变化，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例如“勾当”，在古代是一 个中性词，并无今日的贬义。古人见面时问一声“什么勾当”，相当于今日的“在忙什么呢？”《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 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梁中书对老谢都管并两个虞侯说：“夫人处分付的勾当，你三人自理会。”倘若心存今日的 “勾当”之意去读这句话，就觉得很好笑了。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一开始便把“勾当”当作一个很贬的贬义词来接受的，只是后来读了几页《水浒传》一类的书 ，才知这“勾当”本不指什么坏事。至于是何时变坏的，没有考证过，不得而知。但有些词义的变化，却是耳闻目睹的。例如 ，“集团”一词在今日是中性甚至带些褒义了。我每每看到商家们争抢着打出“集团”的招牌，就想到“文革”期间，这是一 个很贬义且很敏感的词。那年代，大大小小的“反革命集团”

　　层出不穷，使得“集团”似乎必然与“反革命”联系在一起，必然意味着“策划于密室”，阴谋使天地变色，“让千 百万人头落地”。正因为如此，那时人们对“集团”二字是唯恐避之不及的，谁要与“集团”搭上界，谁要被归入某个“集团 ”，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勾当”是由中性变为贬义，而且恐怕再也变不回去了。

　　“集团”原本也无贬义，只是在一种特定的政治条件下自然而然地具有了贬义，而今天的经济大潮又不但洗去了裹着 它的那层贬义，甚至还使它闪射着黄金般的光彩。同样作为特定政治条件下意义变贬的词，“检讨”还未能像“集团”那样彻 底恢复名誉。“检讨”，原本也是一个很中性的词，是调查、核对、研究、讨论的意思，后来却专指反省自己的错误言行，深 挖自己犯错误的思想根源。这种变化起于何时，我也没有考证过，也不得而知。反正我知道，“文革”期间，“写检讨”是中 国人的家常便饭，我自己在那期间，也写过多次“检讨”。数十年间，中国人在“写检讨”上真不知用掉了多少时间，耗费了 多少纸墨。“写检讨”之风已不如过去那么盛了。我希望“检讨”这个词，也终于有一天能完全摆脱掉纠缠着它的那种贬义， 恢复其本来面目。

　　懂得词义往往具有时代性，对于我们理解前人的思想、言行是很有必要的。例如，“革命”一词，一百年前，它的含 义比今天要宽泛得多。那时候的中国人喜欢把任何一点观念的变革和现实的改良，都说成是“革命”。我手头有一本辛亥时期 的时论选，光看目录，就有“家庭革命说”、“祖宗革命”等说法，倘不了解“革命”在那时的意思，会以为那时的中国人， 个个都是革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