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丁

　　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的某个夜晚，那时我还很小，算起来是20年前的了。那个夜晚，爸爸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屋里秘谈，讲的是“江、姚、王、张”等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在说所谓“四人帮”。

　　爸爸的那位同事，我当然是叫他叔叔，这位叔叔是所谓“高干子弟”。我记得我去过他家，他跟他父亲住在一幢小楼里，房间的面积很大。在那里，我还知道了世界上有一种叫作电视的东西。

　　再后来，这拉叔叔的工作有了调动，但仍旧常来来找我爹谈论时事，他们还用姓氏来指代大人物，很有些“指点江山”的意思，这令年少的我很是敬佩，非常喜欢他们说话的口吻。

　　终于，我长到足够大，也可以和他们一同讨论，比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比如“反腐倡”，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盼望这位叔叔的到来，因为我难以跟我爹谈论此事，那缺乏平等的气氛。

　　这位叔叔到我家来作客极有规律，一般是全国人大开会、党的大会期间，来的频率极高，再就某位领导人发表某个重要讲话，第二天准会来，《人民日报》发表什么社论，他也会在第二天来我家作客。

　　他到我家，总会给我烟抽。那曾是我可以在爹面前安然吸烟的惟一机会。

　　再往后，我可以坦然地在我爹面前抽烟了，因为我又长大了，而且工作了。烟也越抽越好了，跟我爹说话也平等了，而且越来越像个大人，可以向我爹嘘寒问暖，并赏给他一支“骆驼”或“万宝路”。这就不需要那位叔叔赏我烟抽了。

　　渐渐的，我对参与他们的讨论毫无兴趣，我爹也老了，跟他说话越来越少，他更愿意问问我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之类的问题。

　　那位叔叔已变得让我难以忍受，每次见他来我家，我都惭愧地想，昨天的《人民日报》又有什么社论或评论员文章了？电视、电台中又播什么新闻了？叔叔忧国忧民的态度让我自责--太不关心时政了。

　　整整20年了，这位叔叔到我家来讨论问题的心惯未见更改，认真的态度也没有丝毫减弱，谈话的口吻依旧。他的生活当然有了变化，结了婚，生了孩子，但这不影响他继续以天下为已任。他的衣服寒酸，并没有利用他父亲的权势为自己谋什么好处，当然，他的父亲也早已谢世。

　　现在，我已与父亲分开住，但回家的时候还偶尔会碰上那位叔叔，他见了我总有讨论问题的兴致，这让我痛苦而难堪。不过我爹仍有耐心听他说话，送他走后总有无奈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