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看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当我们重新踏人祖国土地时全都流出了眼泪。中华文明的超常强韧使我们这些后代刮目相看，但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它从过去到现在没有一天过得轻松。要是像别种文明那样殒灭于草丛石堆间倒也简单了，哪想它苦打苦熬数千年直到现在还在艰难地为后代开拓前途，不能不让人加倍地关注起它日前的生态环境。

　　车队回国后特别让伙伴们伤心的一件事情，是我一路上抱在手上的这部日记稿还是被抢窃了。盗版集团从凤凰网站上摘取了它，冒充光明日报出版社以《千禧日记》的书名出版，公然标明第一次印刷五十万册，畅销数周，现已基本卖完。历来查处盗版大多按印数处罚，所以盗版集团总是尽可能把印数标小，这次如此大胆，等于告示天下他们能获利多少，该判何罪全然不管。

　　车队的伙伴们大多对国内文化界知之甚少，不明白文化盗贼明明犯了大罪为什么还那么张狂。我笑着说，还有更大胆的呢，嘉峪关和成都的记者告诉我，在我外出远行期间，一个大学生居然根据所谓‘当年同事”的谣言编造了我三十年前的历史，白纸黑字大量印刷。有记者当面指出他的伪造不符合常识和逻辑，这个大学生平静地回答，他不全是针对我，“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中国新闻周刊》第三期B版第11页)以最轻松的口气毁谤了一大串，而且连单位和职务也-一指明。

　　这两宗抢劫、毁谤事件正巧被车队在半道上碰到，有点偶然，但其间表现出来的气焰实在让人瞠目结舌。这种气焰是需要土壤的，而只要土壤在，必然会继续蔓延。因此，我们不能不对刚刚复苏的某种乐观，重新变得谨慎起来。

　　我们刚从一片片废墟归来，对文明兴衰的玄机略有感悟。我想，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如果文化抢劫和文化毁谤已经到了无须掩饰的地步，那么连异想天开的孩童也会冒充法官随便拉出一二个文化人来要他们低头仔悔；如果这种混乱长期得不到阻上，那么，连一度吃惊的旁观者也会渐渐变成适应者、欣赏者和参与者。到了这时，一切局部性颠倒必然以骨牌效应引发整体性颠倒，直到石柱委地、乱草接天。

　　四

　　顺便，有一个小小的决定要向读者交代。

　　鉴于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远远超过正版本，而且已经大量流入海外华文书市场，几年来我多次撰文揭露不仅无效反遭围攻，因此只能停笔，不再为盗版集团提供货源。

　　我坚持反对盗版，主要不是因为个人经济遭受损失。如果仅仅考虑这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盗版集回多年前的重金利诱，早已相安无事。我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作者与广大读者的心灵沟通，居然由一伙盗贼在安排；我更不愿看到，这伙盗贼凭借着非法获得的巨资，可以收买舆情、封口灭人，居然毫无障碍。我承认自己势孤力单，在与他们的搏斗中已经束手无策、“江郎才尽”，只能动用个人最后的一点权利。亲爱的读者，请原谅，除此之外我已别无选择。

　　至多还会写一组讨论盗版行为和毁谤行为的文章，专供他们盗版，印得越多越好。早已在写的自传，也因这两年的故事增加了最重要的篇章，但它的出版，还要等到盗版狂潮有所阻遏之后。

　　就我个人而言，这次割断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我从学术研究、教青行政到实地考察、随笔写作，经历了不少次彻底的拦断和转换，每次都是在别人认为状态最好的时候离开的，一遍遍从零开始，可称得上自弃名位、自离积累、自拆楼台，为的是避免生命的惯性僵化。我是行路者，不愿意在某处留连过久。安适的山寨很容易埋葬怖憬，丰沛的泉眼很容易滞留人生，而任何滞留都是自我阻断，任何安顿都是创造的陷阱，任何名位都会诱发争夺，任何争夺都包含着毁损。因此，如果没有外部因素，我也已经应该起身出走。在最近的这个人生段落，我从壮胆学写第一篇散文开始也已出了四本书，即《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起承转合，正可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