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广

　　革命，就是利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政权。英国意义的保守，就是维护宪法和法治的原则。《切.格瓦拉》的演出及其引发的争论在我看来是一次想象的革命和想象的保守之间的带着年代错乱印记的意义拼贴。

　　《切.格瓦拉》试图重新论证古巴革命的正当性，我们曾经那么熟悉的革命正当性，近二十年来发生了动摇，革命被看作罪恶，革命被看作非常态、非常态就是违反人性的不人道的。剧中关于古巴革命正当性的论证非常简单，不是因为世界上有穷人、富人两种人存在才有革命，而是因为富人为富不仁，对穷人政治经济上极大地压迫才爆发革命的。许多革命政权掌权后背叛了自己当初的誓言，堕落成为极权者，如格瓦拉的战友卡斯特罗，这是革命的必然结果吗？历史地描述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些启示。

　　古巴是一个400多年来不断由异族统治的岛屿。西班牙人来到古巴屠杀了原住古巴的印第安人使之灭种。这些西班牙人的后裔变成了古巴人，开始在岛上种植甘蔗、烟叶、咖啡，以古巴为家。1868年爆发了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与母国西班牙打了10年的仗，没什么结果。独立领袖流亡海外，到1895年掀起第二次独立战争。在惨烈的激战中，死伤无数，最后赢得战争的，不是西班牙也不是古巴，竟是渔翁美国。1898年之后，美国势力笼罩古巴达60年。1896年将古巴让给美国的巴黎条约的签订中，没有古巴人在场。古巴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美国人带来了一部古巴宪法，完全和美国的一样，但是多了美国的武力干涉权。1933年，40%的糖业，90%的镍矿，全在美国商人手中。美国在古巴设立了傀儡政府，典型的拉美模式。上台的总统只要听话，如何贪污腐败，如何血腥独裁，都可以接受。总统一个接一个地换，一个比一个腐败。1952年，当26岁的卡斯特罗揭竿起义时，他有太深太多的民怨做他的政治资本：他既反独裁反贪污反无能，又反殖民反帝国反压迫。他不仅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更代表了古巴的民族尊严。他们追求的首先还不是经济的平等，而是政治上的平等，追求的是公民权利。卡斯特罗的红旗之所以能不倒是因为，一个极权政府若让人民相信它同时是民族主义者时，政权就容易巩固。

　　历史虽然遥远，虽然与我们切身处境有些距离，虽然不令人愉快，但它是逼真的。格瓦拉的神话在于他完美地拥有前面一个故事，没有遭遇后面一个故事。格瓦拉的剧作者想要讲述的是前面的故事，许多观众梦萦神绕的是后面的故事。一个事实是，后面的故事不应阻止前面的故事。人类在不同的境遇中应该可以发展出不同但有效的生存策略。

　　《切.格瓦拉》演出的观众不过5000多人，北京有1000多万人口,中国有14亿人口，它甚至构不成一个文化事件,却引发了如此嘈杂的批评。这样的演出在消费文化的霸权时代有什么颠覆性的力量吗？没有。"格瓦拉”仅是一种消费符号。在演出的现场，我感到一种年代的错乱、叙述的错乱与意义的错乱。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观众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穷人，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一样，它的观众锁定在中产阶级与准中产阶级，3800名大学生出生于邓时代，他们受“取消革命”教育长大的，他们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发生的，革命不是谁喜欢或谁鼓动出来的。这里哪里有什么“提前来临的革命的恐怖”？！

　　如果说《切.格瓦拉》是精神鸦片，那是因为它更多地是对于革命的想象，没有真正地关注底层人民，更多地关注一部分文化人自身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现实。虽然这种聪明的自省有一定的意义，但它无论如何不应该被夸大。《切.格瓦拉》的演出地点已经成为革命的荒原，革命被唾弃，革命被遗忘，革命被改写。

　　《切.格瓦拉》的演出显得不合适宜，没有把握到时代发展的脉搏。现实生活中一些底层人民为了最基本生存权利的抵抗性活动被忽视被篡改。史航说：“红旗脏了，有两种办法，或者是洗、或者扔掉，我选择的是洗刷之后再高举，而不是扔掉红旗。手术刀不消毒病人会感染，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上次没消毒就不用手术刀。革命就是红旗，就是手术刀。”仅仅补偿性地，非实质性地表达了一种自我的反思就被命名为在呼唤行动了。远离人民也就不可能了解人民，不可能与人民沟通。他们并不是“不太在意革命之后的事情”，并不是在宣扬什么血腥暴力，而是要重新唤醒我们已经麻木的灵魂，让我们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到自身以外的地方。

　　“革命之后的事情”要说清楚也不太容易，但是有一点要清楚，英国式的保守主义指的是维护宪法和法治的原则，前提是要有这样的原则，它不意味着犬儒式地泛泛地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后者往往为强势利益集团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