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初，当《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赵维随凤凰卫视“千禧之旅”从海外采访归来时，我曾经问过她这样一个问题：“你走过了11个国家和地区，历经希腊、埃及、两河流域、波斯、恒河等古老文明地区，你以为相互比较，哪个国家和地区是更有希望的？”对此发问，赵维沉吟片刻，回答说：“我觉得最有希望的还是中国。”

　　此后，赵维急赶慢赶，写出了《千年路万里长》这本书，并在新一个世纪到来之际问世。对此书，我是带着那一次对她的坚定神情留下的深刻印象来阅读的。不成想的是，我竟然一拿到手就不曾放下，几乎是一气将它读完的。

　　对于这本书观察的敏锐和描述的丰富多采，此处不多遑论了，任何一个出过国的人，当其面对高度陌生的异域环境，尤其是面对人种肤色带来的深刻隔膜而导致的生疏感时，恐怕都会对这本书的作者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即能捕捉到如此丰富多采的新闻的能力表示钦佩和赞赏的，但我感受更深的却仍是在另外两个方面。

　　首先，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人们历来歧义颇多。有说必须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有说历史是不可知的，还有说任何历史都是今人加以主观解释的。这里面最重要的分歧点是，怎样才能准确地把握历史，并由此而将现实与历史的逻辑关系提示出来。

　　赵维不是历史学家，她只是个记者，她是在新千年来临之际在历史留下遗迹的地区旅行了一遭，并将这些古老地区活生生的人间万象描述记录了下来。但她却无意中完成了一次真实的历史考察和历史比较。这种考察和比较并不在那些死的文物中，而在今天仍然活动着的现代人群中。历史是可以观察的，这种观察更多的应该通过仍在这些古老文明地区生活着的人，通过这些仍然受到古老文明地区地理、自然、人文环境制约和影响的当代人的生活来观察。历史当然会有中断，但历史也一定会有继承，它的全部的继承载体，应该就是活生生的人。在这方面，赵维自觉地完成了一次现代的也是历史的考察，她的观察和记录，为我们思考不同文明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视角。

　　其次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参照系问题。

　　在我们所见的大量国际比较中，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占据了几乎全部的内容。由于近代以来中国落后于西方，奋起直追急欲赶超的自然也是西方国家。因此，从学术研究到社会考察再到记者寻访，人们无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西方。这带来了三种效果，一方面，由于目标明确，比较对象明确，中国人迅速地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获得了进步；另一方面，由于与文明比较对象反差巨大，难免导致心浮气燥，或者走向彻底的自我否定的绝对悲观之中，或者走向完全拒斥西方的盲目乐观之中；最后，由于比较对象过于单一，仅集中于西方，或者干脆将眼睛盯住美国，由此而导致将现代化的过程演变成了单纯的西方化的过程，忘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化，忘记了任何一种文明和文化都有可能为我们中华民族的社会进步带来重要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赵维到人类四大文明的发源地走了一圈，她也许并未意识到她的一路采访和一路记录会有上述意义，她甚至难免受到流行于中国社会的西式价值观的影响，但她是以一位女性记者特有的平等和细腻的心态去看去记录的，因此我们无法不受到她所看与所记的东西的给我们带来的震动。而这种震动，在今天中国的新闻界和学术界，实在是太少了。

　　赵维完成了她的“千禧之旅”，她由此而更加坚定了对自己民族和文明的信心。应该讲，类似赵维式的这种通过全面比较和考察之后而坚定起来的信心，比简单的自我肯定，或者简单的仅与西方比较后产生的自我肯定来得更有说服力一些，也更有价值和更为可靠一些吧。文／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