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某高校一年级研究生在上一门专业课。

　　200多人坐在一个不大的教室里，说是教室，其实不太准确，应该是学校提供给学生搞活动用的一个小礼堂。老师站在小礼堂积满灰尘的舞台上，拿着话筒，比较吃力地“叫喊”着。一块小黑板，一张小方桌，成了老师全部的教学工具。

　　坐在礼堂后排的同学，有人在“休憩”，有人在嚼口香糖，有人在听CD。上课20多分钟了，还不时有人推开礼堂的门，伸头进来张望一下。礼堂内，正对着舞台的墙上，醒目地挂着一个宽大的横幅：“争创国际一流高校”。

　　离下课还有十几分钟，不少同学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劈劈啪啪”的课桌和座椅碰撞的声音，弥漫在整个礼堂内，越来越大，似乎在催促着“讲台”上的老师。

　　下课了，一名同学一边匆匆忙忙往外走一边说：“这样的课，我们年级每个星期都有，和本科生上课基本没什么区别，要说有，就是比本科生课堂更大了，人数更多了。”

　　旁边一名同学插了一句，“现在读研究生，后悔死了”。

　　课堂上只看见人头攒动

　　读研一的王菁，第一次上课，就吓了一跳，就在她断定自己走错了教室转身要走的时候，同宿舍的人拉住她，赶紧抢了个座位坐下。

　　“从来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在一起上课，黑压压一片，不赶紧占上座位，恐怕得站着听课。”王菁说，第一次上课人数太多，距离太远，加之同学们的“窃窃私语”，讲课内容什么也没听清。一学期下来，情况没什么好转。

　　除了上课听不清外，和老师之间的交流大打折扣，也成了研究生最头痛的事情。

　　“课上发言提问的机会几乎没有，想与老师沟通，只能等课下，可课下还不知道多少人想找老师呢！”通信专业的小夏说，原本以为研究生是几个人上课，大家可以展开热烈讨论，“现在讨论成了奢望”。

　　读研二的吴瑞这样总结：“本科生的生活如养猪，现在的生活像放羊。”他说，很多专业课都是百人大课，相比之下，《科学社会主义》这样的选修课，反而成了小班课(100人以下)。

　　北京某名牌大学研究生一年级的小李说，他感觉自己现在是在上大五。“相对于本科，我现在不过多读了几本书、拓宽了知识面，但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研究能力没有质的改变。”他说，很多同学都开始质疑：如果在研究生阶段，我们还要忍受100多人一个大课堂的拥挤，还要忍受老师讲讲课学生记记笔记的灌输式教育，读这个研究生还有什么意义？

　　另一位研究生的话很有代表性：“课堂效果是不好，和老师交流也不够，自己学业也没长进，我们承认这些都是扩招带来的后果。可是如果没有扩招，我们中间的很多人可能就进不来了。对于扩招本身，我们没有怨言，只是希望学校能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握着自己学生的手，导师问，你是哪个老师带的

　　记者见到李磊教授时，他刚从课堂上下来，显得很疲惫。“你今天看到的还不是人数最多的时候，很多同学没有来，全部都来恐怕有460多人。1999年，这门课有40个研究生上课，我要求他们每人每学期写5篇读书笔记；2000年，有70个研究生上课，我要求他们每人每学期写3篇；到了2003年，260个研究生上课，我只能要求每人每学期写1篇了；现在，460人上课，我不敢要求他们写了。”

　　李磊说，学生们写了交上来，自己没有批改的时间，只好不写。

　　李磊实在太忙了。一学期大约有40个周，他每周大约要上20个课时，一周5天，每天就是4个小时，“因为还要备课、指导自己的研究生，每天用于工作的时间肯定远远超过8个小时”。

　　除此之外的空闲时间，包括星期六和星期日，李磊还要不停地奔走在本科生、学校继续教育、远程教育、研修班等等课堂上。“每天都在透支，每天都在挖老本啊。”如今，他没有时间去

　　李磊的课还不是学生人数最多的。“老师少了，学生多了，这样情况就出现了，没有办法。”“研究生教育，就是强调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现在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自己感觉还是很内疚的。学生们真可怜。”

　　李磊给记者讲了一件真事。一位老师搬家，叫来自己的研究生帮忙。搬家完了，这位老师十分感激地握着一位学生的手说：“谢谢你。同学，你是哪个老师带的研究生？”

　　李磊说，“为了满足社会需求，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是正常的。可不正常的是，这种变化、转型来得太突然，学校师资力量一下子跟不上，很多学校把教育本科生的方法，直接搬到了研究生教育中，这才出现了百人大课堂的现象”。

　　大课堂上研究生被剥夺了说话的时间，也就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

　　在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看来，50人以上的课堂就是大课堂。“上课时，一半时间我讲，一半时间给学生讨论、提问。学生越多，分到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越少，一旦这个人数超过一个极限，就很难创造一个积极互动且有序的课堂氛围。我觉得一般情况下，课堂人数应该维持在30人左右为宜，特殊情况下也绝对不能超过50人”。

　　董克用认为：“高校在扩招时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培养出来的研究生是干什么的？有的研究生在科研岗位搞研究，有的学生要走进社会找工作。他们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就会有不同的教育需求。但是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却是把他们放在一个锅里烩，既没有照顾到研究型人才的需求，也耽误了应用型人才的发展。”

　　在董克用看来，要解决研究生大课堂问题，就必须对研究生培养实行“分流”。“培养理论型的人才要严格执行小班制，扩大他们交流思考的空间，培养年限应适当延长；培养应用型人才，一些公共课可放宽人数限制，多增加一些校外实践课堂的内容”。

　　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秦惠民教授，把超过100人的课堂称之为“研究生大课堂”。

　　他说，与本科教育相比，研究生教育最大的特点在于要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思考与学习能力，反映在课堂教育上，就是要求老师不再照本宣科，要调动学生积极思考、参与讨论；学生不再照单全收，更多地去质疑、发问。

　　而大课堂的存在却“从根本上剥夺了学生发问、讨论的权利与机会”。秦惠民质疑，“如果一个课堂有100多个学生，怎能进行交流？”

　　秦惠民在欧洲、美洲、澳洲等多所大学里有过学习交流的经历，他说国外的大学里不可能有100多个研究生共聚一个课堂的现象。一般课堂都要维持在30个人以下，以保障学生与老师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与沟通。

　　对于这种现象，人大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张成福说，我们要建一流的大学，我们要盖一流的校舍，我们要引进一流的人才，我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却没有想清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谁做，谁应该是真正的受益者，学校的建设应该以谁为中心。老师？还是学生？如果不能够把这个问题摆正，就无法做出科学的课堂设置，也无法培养出真正一流的人才。

　　他举例说，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本科高年级都要上讨论班。研究生的课基本都是讨论班。这种讨论班，五六个或十几个学生与教授围坐在一起，各抒己见，教授只是起引导协调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年轻人智慧的互相激励。

　　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个学生不仅有学的义务，更有为课堂讨论作贡献的压力。而且，他们有和教授“过招”的机会。

　　但是在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中，老师讲什么，你就记什么，你不能随堂发问、你不能质疑、你不能批评———因为你没有时间。学生被从根本上剥夺了说话的时间，也就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代表的恰恰是一个人才最可贵的独立、创新、思考的能力。

　　但是在中国高校这个“国营饭馆”中———张成福把现行的教育体制比喻为“国营饭馆”，你只有选择吃还是不吃的权利，没有选择吃什么的权利。

　　“现在研究生教育大肆扩招、人为压缩培养年限，使其培养内容大大缩水，不伦不类，简直就是四不像。”张成福说。

    更多信息请访问：新浪考研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