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和我们这代人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童年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少年遭遇“文化大革命”，青年时期“上山下乡”……“老三届”、“知青”、“下岗”、“内退”这些代名词都与我们有关。要想不向命运低头，走出一条扎扎实实、改变自己、奉献社会的道路，惟有通过自考。

　　我的一生与自考结下了不解之缘，还记得1967年底学校已停课，社会一片混乱，真

是“偌大的北京城摆不平一张书桌”。那年我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还不满17岁，把自己交给了“北大荒”，这一走就是十年。

　　在我心里始终有一个难圆的“大学梦”。在东北兵团时，几次上大学的机会擦肩而过，一次群众推荐“工农兵大学生”，我是全连37个班组满票，但最后还是没上成，原因是“非红五类出身没有名额”。现在的人听起来会觉得可笑，可三十年前就是那种政治气氛。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像当时“上大学”多么难以实现。干活如猛虎、人称“假小子”的我当时牙都快咬碎了，脸色铁青，没有一滴泪。心里有太多的想不通，但我明白了一点：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权利。

　　幸运的是，我回京后正赶上改革开放。书店里能买到书，广播里能听到英语讲座，对于没有数理化基础的我来说，自学英语是一条路。考上电大英语班，三个学期后拿到了单科结业证书。后来在企业里做了一段英文资料翻译，为北京引进第一条低温箱生产流水线尽了绵薄之力。

　　1984年秋天，我在公司青工培训高中语文考取了84分，教育科的老师说，这次卷子水平相当于高考，全公司你分数最高，不学文科可惜了。他的话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这时我已三十多岁，结婚生子，还能有孩子妈妈上的学吗？老师说，有!北京已开办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了!这真是个太好的消息，我决定试试，很快去办了准考证，粉色塑料皮的准考证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新的希望。

　　至今记得第一次参加考试准考证的填发日期是：1985年3月4日，上面第一栏用红色木戳印着“85年语文2考场14号(数字是自考办老师手写的)”。而且那时自考报名都是自己写好信封，区自考办负责把成绩寄发到考生手里。第一次考完后我就天天盼，觉得肯定及格了。没想到成绩下来只得54分，我好像被一棍子打懵了。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也许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材料。我把书和准考证悄悄放进抽屉，不想再伤心了。

　　说不想，又怎么可能？一到3月、9月初报名的日子，我都坐立不安，打开小箱子，翻看我在东北劳动之余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欧洲哲学史》、《毛泽东选集》写的学习笔记。想想那时的劳动强度，下地回来汗水湿得全身没有干布丝儿；学习条件更差：昏暗的自制煤油灯，没有桌子，所有的笔记、日记都是水桶上架搓板，趴在炕沿上完成的；发黄的十几个笔记本，记载着我的全部青春。难道现在条件好了，我却变了，变得没出息了。不行，屈服也不是我的性格，我还要自考。1986年，我又报名去听辅导课。重进课堂，让我又找到了当学生的感觉。终于，在1987年我拿到了两张单科合格证———政经64分、大学语文70分。每张合格证上都盖着两个大红章，分别是主考高校：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四年之后，我拿到了人民大学档案管理专业的毕业证书。

　　至此，因工作太忙，后来又生病，身体不好，使得我暂时放弃自考，2001已经退休的我，决定续汉语言专业本科。我还是要把一年分成两半，“播种希望，收获知识”。2002年4月，通过了《现代汉语》。

　　退休有的人会有失落感，而我参加自考很充实，没功夫“失落”。自学考试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不会因为你的年龄拒绝你。

　　自考很苦，不假，因为难度摆在那里，可我冲的就是自考的“含金量”。我这把年纪，女儿都大学毕业了。我不再为文凭而战，只为多学些知识。考试是一个客观评价，对我来说，也是“结束一门或重学一遍”的定音鼓，有学习的渴望，生活就有意思。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考伴随了我的一生，虽然现在已不再年轻，但我愿和年轻人一起填机读卡答试卷。他们的活力会感染我，自考实际上已经使我养成了很好的自学习惯，习惯成自然也就放不下了。如果有一天去老年大学学书画、保健，那一定是拄着拐杖的我。

　　(作者：徐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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