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非[加拿大]

　　与现在的高考状元相比，我所走过的路与他们相去甚远，其中含有更多的苦涩，更多的奋争。

　　我是1978年山西省晋东南地区的文科状元，同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我曾获得荷

兰计算机硕士学位，现在我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是一位计算机的高级人才。

　　听国内的亲人告知，齐鲁晚报正在举行“三箭杯新三届时空”征文，我欣然写了这篇文章，虽然当状元都有荣耀和自豪，当年晋东南和长治市地领导都到我家庆贺，很是风光了一回。但是，幸福和成功却是不一样的，尤其与现在的高考状元相比，我所走过的路与他们相去甚远，其中含有更多的苦涩，更多的奋争。

　　我没有念完小学，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被学校“开除”。其后，我在一家工厂当了锻工。

　　“文革”时的文化补习主要有两条途径：我父亲原来在北京有满满8书架的书，来山西卖了一半，“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烧毁，只剩下一隔，除了一本康熙字典以外，全是英文版、俄文版的马列著作了。有人说过最好的教材莫过于“大英百科全书”，我的教材就是“康熙字典”。“文革”十多年，我看了十多年康熙字典，我几乎能把整个字典背下来了，扎实的语文功底正是得益于此。

　　我父亲虽遭不幸，但是把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平时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述中国的历史，文学。眼下国内马上要过春节，记得“文革”时我们家的春节过得很特殊，人家“叮叮当当”剁馅包饺子，我家鸦雀无声，人人动笔写文章，每人一篇，体裁不限，自拟题目，父母任评委，奖品是几块水果糖和两毛钱。我认真，我妹妹娇气，得不上奖，耍赖，哭。我妈妈爸爸只有一个女儿，所以每每偏向她，让她获得“优秀奖”，我常为此和他们闹意见。

　　1978年我参加高考前复习功课，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老师，更没有课本。我父亲从北京给我买回一套18本的自学丛书，他成了我唯一的老师。我给自己订了一套学习计划，每天都按计划完成学习任务。

　　我是个锻工，整天不是抡18磅的大锤，就是操作“呼咚呼咚”的空气锤，别说热，累，苦，紧张了，就是想学习，也难得有时间。锻工车间里有个长长方方的放大铁钳、大铁锤的工具柜，它就是我“避难学习的黄金屋”。工闲时，我就躺在柜子里看书。开会了，班组长和师傅们怎么也找不到我；年轻的工友找我闲聊，也找不到我；可是有时下班，我也不知道，常常肚子饿了，才从柜子里爬出来，那时工房内已是一片漆黑，外面已是满天群星了。

　　我当了

　　1978年上了考场，我一点都不紧张，虽然我没有上过正规的中学。我的语文，地理，历史，数学的高考成绩几乎全是满分。

　　有个笑话，厂子的领导，师傅，同事，天天邀我喝酒庆祝，不想一天回家晚了，着了凉，第二天刷牙，发现嘴闭不住了，水直从嘴里往外流，坏了！我歪了嘴。于是，我又天天求医治疗，生怕影响了入学报到。还好，那是虚惊一场。

　　现在的学生，包括那些高考状元，他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招生录取的环境，和我们那时相比，真是天地之别，比我们那时要强百倍，千倍。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凡是获得成功的人，都得自强不息，奋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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