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涛

　　参加自考第二年，报考了几门专业课。枯燥、烦闷，我合上书，点了根香烟，在电视机前吞吐着心中的抑郁。

　　“你要是看书有恁认真，说不定早都考完了。”妻在一旁数落我。

　　“这些涉及管理类的专业课，理论太深澳太复杂了。”我为看电视的行径申辩。

　　“那你还要报这个专业？”她反诘道。

　　“自古以来，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这样一介文弱书生，不学点儿管理，将来如何成器？”我的一番大道理侃侃谈来。

　　妻沉默了一会儿，忽地嘲笑道：“看来这次又没指望了！‘不是我不用功，是教材变了，才没通过的’！”上一次有一门课因为教材变了，没考及格。

　　“切！”我不屑地回敬道，“我的目标是不仅仅要及格，而且还要追求高分数！”

　　“少吹了！考过后才知道。这一次……我看你还找啥理由。”听过这句话，我内心隐现出一丝紧张，但嘴上还是保持着抗争状态：“其实自考也没传说中的那样复杂，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多啃它几遍！”

　　刚满两岁的女儿在一旁似乎听不下去了，她把我的眼镜找来，挂在我的鼻梁上。这才发现电视有些模糊，女儿真好！小小年纪就能体谅为父近视眼的辛苦，我感到有些骄傲。紧接着，她又把钢笔攥在我手心里。

　　“看电视是不用笔的，用眼睛看就行了！”我教她。

　　不料，她一手提着我的书，一手拉着我走进书房，将我按在椅子上：“坐下，坐下读书！”

　　然后，她又找来了自己的小儿图画书，糊乱地翻着，瞅着。

　　见到她气喘吁吁地倒捧着书，我哭笑不得：“你应该把书倒过来才对！”她疑惑地望了我一眼，“哦！”准确地把书倒了一转，“爸爸读，我读！”

　　为给女儿做榜样，我牺牲了当晚精彩的连续剧。

　　第二天，到幼儿园接女儿，还没放学，我四处闲逛。在她们教室门前的墙上挂着高尔基先生的画像，下面一排小字让我感触深远：“将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细细琢磨，只觉颇为深刻。我忽地想起了昨晚我的大言不惭，想起了女儿“逼”我读书的场景，也想起了我没考及格时的无奈与窘态……

　　就在我们周围，像我这样类型的，说一套做又是另外一套的，太多太多了。

　　企业里，管理人员好恶逸劳，端茶杯谈管理，不深入现场；开会时大话连篇，信口开河，不切合实际。“这么简单你都不会？”是他们惯用的口头禅。殊不知，被有些“刁民”顶撞得哑言失色：“你来试试！”

　　党政机关内，不少政客高喊江书记“

　　社会生活中，表里不一、言行相悖的人和事更是琅目满地，比比皆是。欠债的，忘记了求助时信誓旦旦的龟孙诺言，债务人摇身一变成了爷，债权人俯首甘为孙儿子；社会上的“混混”们，犯错误被警察逮住后，求爹告娘地“下次不敢了”，不敢，不敢让你逮住；“才子佳人”们，自叹怀才不遇，妄自尊大、夸夸其谈，贬真能人于庸才之列，吹捧自己尤如超人，地球都能蹬转是他们超凡的见证……

　　募然，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对这种虚假的行径竟是如此地无比厌恶。两岁的女儿都能明白些许道理，我堂堂七尺男儿岂不汗颜？

　　从此，在工作和学习中，每当我想找借口偷懒时，女儿“逼”我读书的那一幕便会闪现在眼前，尤如长辈们严厉的指责，时刻鞭策着我。一路自考走来，让我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说时容易做时难”。学习中，为达到报考目的，我坚持自律自行，切实打破“60分万岁”的狭隘自考观，脚踏实地将各个章节各项内容弄懂学会；工作中，坚持学以致用，把书本上的逐渐运用到实际管理中去。人生漫漫，警钟长鸣，我在大脑的笔记本扉页记下：“审视自己的言行吧！说到就一定要做到，做不到就干脆不要说。”

　　“君子耻于言而过其行”。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观，强调身体力行。而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现代人为何就忘记了先秦时代的忠告？具有实干精神的人为何就越来越少？我们学文化、讲科学、考学历，难道就为了培养一些于国家于社会于人民毫无实用的“说客”？这样的“理论演讲人材”我们的国家不需要，我们这个社会也不需要，我们的人民更不需要。

　　理论源于实践，并只有深入实践中去才具有价值，空泛地吹嘘恰恰映衬着虚伪与猥琐！美国是高喊“推行人权民主”的权威代表，他们做到了么？他们所谓的“资本民主化”，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资产阶级将无产阶级手中的汤菜捞干了菜后再还给他们点汤！不，无产阶级所得的连汤都不如，至少汤在数量上是占相对优势的。这样的国家，能说是民主么？9.11事件是咋回事？

　　说一千遍不如实干一遍，让生活真实点吧！我想，如果大家都能坦诚相待，没有了虚伪，没有了吹捧，没有了口是心非，都能把我们的理想、计划、追求统统化为行动，我们这个国度的社会蔫能不和谐？“共产主义”又还能离我们有多远呢？到那时，让我们再次齐声欢唱吧：“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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