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以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反而做不到了？”孙复初不解，“我们曾经有过搞好英语教学的经验。”

　　孙复初当年在中学班上，英语水平属中上。后来，这位土木工程系的毕业生竟成了清

华的英文老师。据他说，靠的基本是中学打下的底子。

　　然而令孙复初不解的是，“几十年前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他在清华课堂上的学生们，已经学习英语多达9~12年，却依然没有掌握基本的应用能力，开口说不了话，读不了英文报纸，用英文上课，语言障碍很大，不得不在大学里继续上1~2年的大学英语必修课，甚至读到研究生，还要补基础英语。

　　在孙复初看来，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来说，大学英语教学该走的路子，应该只是目前已开设的英美文学选读、英语写作、诗歌欣赏等各种选修课，而不包括现有的“大学英语”。

　　“从教材的编排到教学方式，跟中学差不多，成了中学英语的延伸，这是个怪胎。”孙复初说，“反过来说明，我们的中学英语教学效率实在太低了。”

　　孙复初发现：“英语课变成了学习期限最长、周学时最多、考试最多、财力和精力投入也最大的一门课。”

　　“他们学得很苦味”，与他当年不同，学生们现在都忙着机械地做题、背单词、啃词汇，以及语法重点和难点。语言学习被“肢解”了。

　　孙复初所在外语系的一位教授，辅导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他对孙复初抱怨道：现在中学里讲被动态，要讲那么多形式。讲虚拟语气，也那么多用法。那是专门搞语言研究的人才探讨的呀！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

　　在孙复初一家三代人中，“我们不是被这样教育过来的”。郑老师觉得自己“很幸运”。他们的双胞胎女儿，虽然“文革”中都“上山下乡”去了，但恢复高考后考入大学，“还没有开始推行标准化考试”。

　　而两个外孙，却全程体验了这个时代的教育。

　　在他俩还没上小学之前，外祖父孙复初已经在北京的课堂上发现学生们开始做模拟题，而外曾祖母斯霞在南京也发现，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沉，她都拎不动了。

　　有感于此，1989年，由斯霞口授，孙复初执笔，在报刊上呼吁：“减轻负担，救救孩子们！”。

　　“有些小学毕业班学生，不但午饭后要到校做作业，晚饭后还要写到10点多，比我们大人还辛苦。连一些老师也感叹道：看到学生这么苦，我们也于心不忍。但是学生升学靠分数，评价老师靠分数，衡量学校靠分数，我们只好违心‘抠分数’。”文章写道，“我希望各级党政和教育部门的领导同志：评价学校千万不要只看分数和升学率。”

　　“我们教学的对象是活泼的人，是有思想个性的人。看不到这点，就会把儿童当成装灌知识的容器，儿童就会处在被动的地位。”文章说。

　　尽管1990年前后，全国推行素质教育，但孙复初两个外孙跟他们的同辈，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减轻负担。

　　一个亲戚的上初二的孩子，刚开始学习物理，便拿了一道物理练习题来请教郑老师，郑老师一看，竟是她大一时做的习题。

　　郑老师在清华从事人体运动力学研究，为“神舟”系列设计假人。两个外孙读小学和初中时，她辅导起来还能胜任，但到高中时，这位清华教授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一位教授告诉郑老师，高中的数学题，有时连他也做不出来。

　　大外孙很聪明，读四年级时就喜欢就某些论题跟老师辩论，结果被罚站。有段时间，这个孩子考试成绩下降，家长会上，老师从排名最后的开始点名，挨个数落家长，弄得孩子的妈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由于看不惯当下的应试教育模式，有时郑老师试图为两个正读高中的外孙矫正一下学习方法，“作些补救工作”。但外孙们会大嚷：“来不及啦！”最后甚至连郑老师的女儿、孩子的妈妈都发话了：“您不能这么教他们，这么做题太慢了。”

　　“大潮流下，一个小孩子能怎么办？”孙复初迷惘地问。

　　他家一个邻居的女儿，本来想从海外回国发展，但考虑到国内中学生学习现状，为下一代人的教育着想，一直滞留在外不敢回国。

　　几年前，孙复初从《南方周末》上读到，黄冈中学一位毕业生将这所高升学率的高中称为“地狱”和“集中营”。他当即给母亲斯霞打电话交流。

　　斯霞叮嘱他：“我现在是走不动了，你们是当老师的，一定要替孩子呼吁！”这位年近90岁的老人生气地质问：“不是一再说了要减轻负担吗？怎么都不听呢？”

　　事实上，孙复初这些年按照母亲的嘱咐一直在呼吁。“一有机会就到处讲，跟中学教师讲，跟校长讲，跟教育官员讲。我到处不断嚷嚷，不屈不挠，不过可能收效甚微。但是我决不罢休。”不过，他却不敢对自己的外孙多讲。

　　有人问：“那您连自己的外孙都影响不了，怎么能影响其他人？”

　　孙复初回答：“难道让他们也做不屈不挠的战士？那以后只能打工去了。这个问题不能跟他们讲，他们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

　　他只是对外孙说：“你不一定非要考清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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