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河南女孩蒋多多，为了“抗议”高考制度，在参加今年高考时故意答题违规。为此，在考试中，她除了使用双色笔外，还在试卷所有空隙里，都写满了自己的想法。为使各科考分一次性都为零，她又在每张试卷的明显位置写上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结果这位学习本来不错的少女，高考总分只有114分，其中“文综”科目被判为零分。现在，她陷入了“走投无路，不敢回家”的境地。

　　蒋多多的“抗议”，不是从个人得失出发，“挑战”的是高考制度，颇有些舍生取义的悲壮色彩。但我们认为，这种形式和做法是不可取的。且不说对她本人而言，可能要付出前途的代价——如果我们遵从主流意识，把高考成功视作前途的话；即使对社会，也只是增添了一时间的谈资而已，概因为解决教育制度长久以来形成的积弊，欠缺的并不是一根“导火索”，点燃了就可以引发。在蒋多多之前，各种包括理性与极端在内的质疑已经比比皆是。尽管如此，这位尚未走上社会的少女的“抗议”，仍有发人深省之处。

　　首先，是生活于社会中的人对待制度或规则的态度问题。我们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尊重和遵守。作为一种人才遴选制度，高考还存在许多弊端是无疑的，但至少在目前，这还是一种相对公平的制度、一种利大于弊的制度、一种无可替代的制度。退一步说，即便有了替代品，也未必就一定十全十美。我们一些人喜欢赞美国外的同类制度，他们那些就无懈可击吗？也不是，主要还是由国情来决定。我们不认为蒋多多“想法又怪又傻”，应当承认她对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个性较强，但她毕竟走进了高考考场、摊开了高考试卷。我们正在大力建设法治社会，法治践行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普通人的生活，而这又必然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之中、在行为处事上尊重规则。

　　其次，是围着高考指挥棒团团转的学校的态度问题。我们看到，几乎全国所有的学校，对高考准备过程的氛围莫不渲染得过于凝重。蒋多多说，她们那里“特别是高二时，老师规定学生饭后多长时间内必须进教室，而且每节自习课都在班上‘监视’，一点自由都没有，就像囚犯。不想学还要装着学，怕老师批评”。打个也许不恰当的比喻，GDP数字是对发展的一个量化指标，其本身并无可褒可贬之处，但是一些地方对GDP追求的不择手段，惟此是从，才导致GDP仿佛成了“过街老鼠”。学校在对待高考的态度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同蒋多多所说，“学校只关心学生的分数，对学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却几乎是一个空白”。因此，所谓专家们还是不要不经考虑就说蒋多多心理出了毛病，还是先从疗治学校的“心理”入手吧！

　　值得我们忧虑的，是支撑蒋多多此举的动机:解决问题必须采用极端的处理方式。在她看来，故意答题违规，“只有每张卷子都被判为零分，才能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未出校门的蒋多多，似乎已然“洞悉”了社会的一些“潜规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是什么刺激，令年纪轻轻的蒋多多对此笃信不疑？“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因为人人有不同天赋，老师只有发现学生的兴趣，把他的兴趣发掘出来……”看得出，蒋多多对待教育是颇有些识见的。当她试图把积闷通过高考试卷发泄出来之时，她办到了。但她在这一“抗议”之举中最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又失去什么，值得我们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