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季羡林在书房

　　季羡林至今笔耕不缀。他在90岁高龄写下《知足知不足》一文，道出了自己几十年来风雨历练的人生心得：“中外几千年的思 想 史 和 科 学史，也都证明了一个事实：只有知不足的人才能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季羡林是国 内 外 知 名 学者，精通六七种外语，博古通今；他的研究高屋建瓴，新意迭出，研究 领 域 涉 及 语言、历史、文艺理论、佛学等；他主张大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并积极推动各项文化事业的进行。

　　告慰祖国 告慰母亲

　　季羡林1911年8月2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是整个家族后继的唯一男孩，6岁时就离开父母，投奔济南的叔父求学。1930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西洋文学系。他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他在学术上奋勇向前的劲头和远大的目标，是在人生的种种经历和际遇中逐渐树立起来的。

　　在清华，他结识了陈寅恪、朱光潜、吴宓等名师，还旁听了很多外系的课程。名师的言传身教、众多志同道合年轻人的交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风气，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当时他还只是一个20出头的大学生，但在文学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见地。1934年毕业后，他回到省立济南高中做了一名国文教员。1935年，他幸运地被录取为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当年秋季赴哥廷根大学学习。

　　在哥廷根大学，自由的学习氛围和浓郁的文化气息极大地激发了季羡林的学习热情，他最终将自己的学习目标锁定在很少有人研究的梵文。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他先后师从瓦尔德施米特和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和吐火罗文，还学习了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1941年，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其论文 《〈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对此，季羡林曾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了。”

　　由于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季羡林无法回国，便在汉学研究所任讲师。在“上有飞机轰炸、下有饥肠辘辘”的境况下，他并没有因自己成功的博士论文止步，而是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并用德文写出了几篇有创见的论文，由此奠定了他在世界梵文学界的地位。

　　励精图志 报效国家

　　1945年秋，季羡林辗转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被聘为北大教授，兼任新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他曾请辞剑桥大学的聘任，决心在国内大干一场。但当时国内有关梵文研究的典籍寥寥，系里教员和学生也都很少，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加之政局混乱、经济拮据，妻儿远在济南老家，内心感到很是痛楚和无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在两年多时间里发表了40余篇涉及各种题材的文章。

　　1949年解放后，由于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的需要，东语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北大最小的系变成了最大的系。季羡林成了大忙人，不仅主持系内工作，还任过校工会主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中科院学部委员、中国东方研究会会长等职，经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仅不感到劳累，反而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1956年，季羡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文革”中，季羡林受到了批斗和不公正的待遇，他被安排在传达室工作。即便如此，他用5年时间“偷偷”地翻译了长达8万行的印度著名史诗《罗摩衍那》，这部译著成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

　　改革开放后，季羡林获得了新生，重新任东语系主任，还任副校长等职，社会兼职也很多。但他知道自己实际上并不擅长交际和当领导，学术依然是自己的人生重点。他每天坚持凌晨 4点起床，读书、写作或是翻译，8点去上班，晚上加班加点读书、写作，甚至把开会、吃饭、接待等“边角废料”时间也利用起来从事研究。年逾古稀，满头银发的他仍终日精神矍铄，骑自行车来往于图书馆和家之间，速度之快令人担心。

　　至 2003年，季羡林的全部著作有约1200万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80多岁高龄完成了最重要的三部著作：《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和《中国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他是一位“杂家”，其散文 《留德十年》、《牛棚杂忆》、《清塘荷韵》等流传甚广。他更为推动中国学术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如创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建设 “中国书院”、主编《传世藏书》等。

　　季羡林与20世纪同行，一路坎坷奋进，至今仍壮心不已、孜孜以求，他始终认为只有知不足才能够不停下前进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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